从个体救济到公共治理：论侵害个人信息的司法应对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重心应从个体救济转向公共治理。在没有明确损害的案件中,个人信息权利之诉并非绝对权之诉,其性质类似执法举报,法院应承担专业化监管职能。在造成损害或实质性风险的个人信息侵权之诉中,法院应从个体赔偿救济转向合理威慑与公共治理。个人信息侵权具有大规模微型侵权的特征,以赔偿为主要目标不仅面临损害不确定、因果关系复杂等问题,而且无法实现风险预防与群体保护。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界定、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救济措施应根据合理威慑目标而重构。侵权法也应与其他制度互动,个人信息侵权终审胜诉应自动触发检察公益诉讼。个人信息侵权揭示了领域法中的部门法关系,领域法治理应坚持部门法的制度演化与协同。     

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特征

人权的代际划分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数字人权”的代际性一定程度是政治判断。但代际人权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揭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结构。“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个体和集体,义务主体主要指向具有数字权力的企业和部分公共机构,二者呈对抗与合作的深度交融关系。“数字人权”具备明显的人权属性,尤其符合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的价值取向。从道德政治哲学看,“数字人权”构成了人权理论的最低“重叠共识”,与人的安全、尊严与平等价值密切相关;从实证法角度看,“数字人权”在我国和域外国家构成了宪法基本权利。“数字人权”对人权法提出了挑战,应设计符合个人/集体—数字权力主体—国家三元结构、同时能够有效应对侵害与合作深度交融关系的法律制度。     

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探析——民营企业家对张謇精神的认知与践行

张謇精神是中华传统商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和精神财富。践行张謇精神,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回应社会呼唤的应然选择,既受价值观、认知水平影响,也与教育培训、社会氛围等外部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传承和弘扬张謇精神,既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顶层设计、强化阵地建设,又要重视与之相适的良好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制度保障。     

摄影生涯水墨人生——原美影厂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段孝萱访谈录

新中国美术电影是从东影开始的。东影前身是“满映”（满洲映画株式会社）。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东北地下党接收了“满映”。1946年东北解放,“满映”随东北地下党撤退到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时做美术片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日籍技术人员方明（持永只仁）。     

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 前提与法益基础

社会需要从隐私权保护过渡到个人信息保护,这已是共识,但学界缺乏对个人信息保护适用前提的研究。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因此知情权、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等权利不能针对信息能力平等的主体,也不能针对国家执法过程中产生的非持续性信息收集与处理行为。个人信息保护即信息隐私保护,区别于侵权隐私保护与执法隐私保护,其制度也不是传统部门法的简单叠加。此外,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基础具有多元性,有的信息权利可能对自身、他人、企业、市场与公众都有负面影响。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是为了实现"合理与正当的信息实践",应当在具体场景的信息关系中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     

加强学科建设 适应实战需要

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课程的种类,课程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方法,都是构成该学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警察学科建设要想实现适应公安实战需要的总体目标,就必须使该学科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围绕建设目标开展工作。当前,从公安工作的需要出发,增设心理素质训练和警察技能训练学科,重视对新知识、新形势、新动态的介绍,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立合适的实习基地和信息保障体系,是警察学科建设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千堂党课下基层 万名党员进党校

2017年11月以来,云南省以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履职能力为重点,在全省大规模全覆盖地开展领导干部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揭秘高智发明的商业运营之道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表示：“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商业模式的竞争已经成为企业竞争战略的最高形态。美国高智发明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聚焦于商业价值链的发明投资这个细分市场,通过专利授权、创建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等多种方式来促进发明成果的商业化。     

论视频监控下的个人隐私权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视频监控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愈发广泛,对社会公共安全、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以及个人生活的保障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视频监控的广泛应用会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一定损害,如何正确处理视频监控的应用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找出二者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化解矛盾的办法,以期助益城市视频监控的良性发展,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兼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在法理层面反思。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提炼数据无国界、数据主权、数据自由贸易、数据人权保护四种基础法理。这些法理存在部分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困境。作为替代,应将数据安全主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基础。数据安全主权秉持安全不可分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既平等回应各国对数据安全的合理关切,又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可以成为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重叠共识。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数据出境制度整体上与数据安全主权的法理高度吻合。但在风险认知上,需要采取合理、开放、动态的安全观。在具体法律工具上,需要针对个人信息、重要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纳不同的风险评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