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者要学一点法学理论

长期以来．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一般只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军事理论等,这是自然的,因为党史的内容以政治、经济、军事为多。现在看来,只学这些理论来研究党史已经不行了,还必须多学点法学理论。这也很自然。一是因为法制建设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发展必须纳入法制轨道;党史的研究、史事、人物的评价必须体现法制精神。二是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已成为党史研究者、工作者的重要任务,甚至是迫切任务。三是党史研究中法制建设方面的内容已日益增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制建设大踏步向前发展,新颁行的法律数以千计,这成为党史研究不可忽缺的内容。试想,如果不懂什么是法治国家,什么是依法治国;不懂国家和法的关系,政党和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和法的关系;不懂法和法制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怎么能在党史研究中体现法制精神?怎么能搞好新时期的党史研究?     

建国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建国５０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经历了曲折坎坷,终于走上了阳光大道。以下分三个时期略作探讨。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这个时期可以１９５７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５７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首先就是民主革命时期那种只能进行地下的或半地下的、内部的研究的情况成为过去,党史研究文章不能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情况成为过去,一批党史著作公开出版发行。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在全国各地发行达数百万册。其次,党史研究由规模小向规模大,由不成体系向较有体系发展…     

保驾毛泽东

陈龙,原名刘汉兴,是我隐蔽战线上有重要贡献的卓越指挥员。他自小就投身东北护路军21旅,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从一名士兵渐次擢升为连长“九一八”事变后,陈龙胸怀家国之恨,立志驱逐日寇,恢复国土,率领全连士兵投奔共产党员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深受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领导人周保中将军的器重,在周的薰陶和影响下,陈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负责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国共谈判,陈龙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随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经过43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毛泽东终于胜利回到延安,陈龙也闯过了龙潭虎穴回到了社会部。毛泽东用“忠心耿耿”四个字对他作出高度评价。     

建立中共党史心理学

历史心理学 ,亦称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心智史学、精神状态史等 (这些名称的含义略有不同 )。这是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 ,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进行研究 ,产生的交叉学科。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进行研究的方法 ,称心理史学方法。中国古代司马迁等人虽然在史书中描述了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 ,但中国古代还没有心理学学科 ,还谈不上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心理学。历史心理学的创始人 ,一般公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 2 0世纪初写的《童年的回忆———达·芬奇》一书 ,是最早的历史心理学著作之…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积极提倡保安调研工作

今天,当你走进北京首都,到处都能看到保安员的身影：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宾馆饭店、大专院校、银行、外国商社、公园、社区……北京保安,１９８６年初创时仅几十人,历经１３年的风风雨雨,在首都北京,已崛起了一家保安服务总公司和３０家分公司,保安从业人员达到３...     

中央党校调整教学布局

中共中央党校本学期教学根据校委关于面向21世纪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从“加强理论武装、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提高知识水平”展开新的教学布局。其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更新,主要抓了“三个基本”和“五个当代”教育。所谓“三个基本”,就是指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     

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湖南是全国12个互联网发达地区之一,网络的影响力正在超乎寻常地扩大。那么,我们如何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要求,弘扬主旋律,使网络空间变得更加清朗呢？唱响湖南好声音。把湖南的好声音传播得更远更亮更响,这是网络宣传的主攻方向。     

柬埔寨媒介:多党制下的新闻控制与争夺

柬埔寨媒介在联合国过渡政府时期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产生了多种声音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之后“两首相制”引发的军事冲突,使得来之不易的新闻自由被权力斗争所湮没.目前,柬埔寨虽然实行多党制民主,但媒介仍未能逃脱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操控,沦落为党派宣传机构和索贿工具.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与国家决策程序

政治协商既有"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也有"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既可以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程序,也可以纳入国家决策程序。其中,"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国家决策程序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赋予人民政协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提案权,是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纳入国家决策程序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