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管理客观规律初探——撰写《新闻管理学》的一点体会

新闻舆论工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诚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新闻舆论宣传导向正确,如     

人格权法

本书主要是通过判例来阐明21世纪的日本人格权法的现状，关于21世纪的人格权应有的面貌，在本书中仅仅稍作提及，原则上将这一工作托付给年轻的研究人员。本书是以1989年出版的拙著《人格权论》（日本一粒社）的第一章“人格权法概论”为原型的，本以为做一下修改，不必费太多时间就可以完成     

论毛泽东个人崇拜形成的原因

封建专制的遗毒为个人崇拜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为个人崇拜产生提供了条件,党员干部文化程度低、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是个人崇拜产生的党内基础,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和超凡的领袖魅力为个人崇拜产生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的形成有不良影响.     

冯玉祥三上峨眉山

抗战时期，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曾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三上峨眉进行抗日募捐。 1939年春，冯玉祥将军驻重庆期间，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眼看山河沦丧，不能为国为民效忠沙场，冯玉祥终日忧国忧民，苦闷不乐，常与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闲聊度日。一次，冯将军谈到打算出游进行抗日募捐活动，于右任鼓励他说：“这也是为抗日救亡大事尽一份力量呀！” 1939年6月5日，骄阳万里，热浪袭人。冯玉祥轻车简从，率随员马骈8人，从重庆经宜宾、乐山，水陆并进来到峨眉山宣传抗日救国，募集抗日款项，并顺道到大峨寺避暑住憩。大峨…     

南宁市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报告

该课题是南宁市2000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由南宁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伦书副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市农业局副局长孔德工等同志协助共同完成,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课题对南宁市农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材料丰富、翔实。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对南宁市“十五”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作了前瞻性分析。现将课题主报告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沉重话题的宏观思考

前段时间看新闻,扑面而来的是同一个"沉重话题":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看天上,京津唐等地再现雾霾,北京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五环内首要污染物均为细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几达重度污染。看地下,我国约有64%城市地下水遭严重污染,33%受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仅有3%。造成生态环境如今这种被动的局面,是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恶果。至于这种模式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加快转变"的情况下仍然收效甚微,则与形成和固化这种模式的指导思想及体制机制有关。若要改变这个局面,笔者     

浙江要尽早谋划低碳发展路线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省内生产总值（GDP）从124亿元增长到22830多亿元，从全国第14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财政收入达4500亿元。浙江处在全旧最具经济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上都具有一定的实力，理应在低碳发展、生态建设中走在全同前列，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客观要求。     

乔家大院走一走

早春二月,汽车颠簸了大半天,穿过道路崎岖险峻的太行山区,我从北京来到了山西太原。太原朋友告诉我,太原有闻名全国的晋祠、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不花上一日半晌看看这些名胜,岂不枉来太原?乔家大院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使人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张艺谋、巩俐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院落吗?耳边似乎响起了影片里悬挂灯笼时的器乐声、捏脚捶腿“笃、笃、笃“的敲击声。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来到太原南50公里的祁县东观镇乔家堡“在中堂“(乔家大院)。好家伙,大院之大远出乎意料。我到过安徽歙县的民宅,看过福建泉州的深院,游过浙江南浔的官邸,却未曾见过如此威严高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实在是大开眼界!乔家大院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占地面积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有6幢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组成……这一连串数字令参观者咋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

2013年9月，联合国新一届大会启动，美国代表团中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领军人物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鲍尔不但以1．8米的身高令人侧目，并且以犀利的口才和对人权的高度关注令各国外交家瞩目。鲍尔少年移民美国，做过战地记者和教授，是普利策奖得主、人权活动家、媒体和学术界的名人。她秉持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力主人道主义干预，既承认联合国对促进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也强调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作用。     

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参与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改善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厘清其与政府的关系，提高其运营素质和运营水平，拓宽其政策参与渠道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