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过去30年中,与预期相悖,拉美经济表现不佳,多种结构性缺陷正在加深.尽管该地区近期出现了出口商品繁荣,但过去20年(1986～2006)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8%,几乎落后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激发出预期的增长水平,而且几乎未能改变拉美一贯严重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欧洲共同危机管理战略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本文旨在阐述欧洲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危机管理的特征,包括其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背景下显现出来的问题和冲突。为此,本文首先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欧洲经济的基本特点,包括其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其后简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在欧洲经济区有哪些具体表现,并论述欧洲危机管理的过程和要素。最后本文指出,欧洲共同危机管理具有,临时性特征,且特别强调规制性手段,这同时也彰显了欧洲经济一体化依旧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     

三种欧盟概念及其对应的欧洲公民社会角色

本文认为,公民社会的概念不仅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是与欧洲政治实体的本质特征的不同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公民社会在欧盟发挥着政治性的作用,是欧盟民主的标志,笔者对此难以认同。笔者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总结出欧盟的三个彼此相异的概念,并分析了在每一个概念中,公民社会在推动欧盟民主化进程中的不同作用。通过实证分析,笔者揭示出一些潜藏于袁象下的观念,在这些观念的推动下,欧盟委员会促使公民社会参与欧盟的治理活动,并研究这些观念随着欧盟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构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本文认为,不存在严密的规范性的理论方案,这导致人们赋予公民社会彼此矛盾的不同角色,结果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欧盟的民主程度。     

“饭碗”难题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的GDP总量,而是让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单一语言劳动人口"找到了工作",使得这个充满经济禀赋的民族,找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应有位置。就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体是否能持续运转的"体温计",也是一些国家政治剧变的"催化剂"。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它是改革的"安全阀"。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环境,这是推动任何改革的前提。但2016年,这个问题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浮出水面。一方面,     

欧盟的外部治理:欧盟在欧洲内外的民主促进

本文将分析在欧盟扩大以及新的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简称ENP)的背景下,欧盟如何通过政治条件性(Political Condition-ality)在目标国家促进民主。通过对比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认为,"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是民主条件性得以遵守的主要驱动性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景以及较低的国内权力成本是有效促进民主的必要前提;同时,民主条件性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目标国家对实施欧盟规则的成本-效益估算,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于政治条件性的合法性、确定性以及公信力的认识。     

保卫生活,保卫你的“流动性”

正2016年,和过去的那些年都一样,不用过多地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而忧虑,你一定要相信中国中央政府的责任感和能力。也不用对以房产"计价"的社会财富地位固化而懊恼,你改变不了的可能真的就改变不了,但可以改变的就一定要抓住机会。经济在变,你2016年的生活会怎么样?是满怀希望地规划,还是必须沉思即将到来的现实?要弄清这个问题,你必须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     

金融市场急需正义的“利率供给”

正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刻,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在生产部门,供给侧改革要求产业必须调结构。而在金融市场,同样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正义的"利率供给"。唱空人民币的人,估计都期望着中国来一次金融危机,但事情显然难以按他们的意志发展。回顾历史,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在这些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地区,除了本身财政金融治     

经济下行,如何保卫中国人的“饭碗”?

正尽管这些失业终将被消化,但问题在消化之前,也对中国的社保和教育培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配套",我们是否准备充分?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一条"规律":在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会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1960年代,奥肯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奥肯     

比较法视野下再犯统计的概念与潜在价值

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再犯统计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开展、司法裁判的作出以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现代以实证为基础的刑事政策的制定普遍以减少再犯为目标;刑事法庭则日益要求必须以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无论是刑事政策的制定,还是刑事审判的作出,都需要参考具有实质性和可靠性的信息和数据。但是,仅仅依靠官方机构(例如德国)提供的原始数据作出刑事审判,并试图达到预防再犯发生的效果,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而获取的再犯数据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原因在于这些数据基本都是在特定情形下采用特定的统计方法获取的。再犯数据的潜在价值应当得到强调和重视,然而到目前为止,数据统计的常规路径和统计程度的应然标准仍处于缺位状态。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日趋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政策已经成为阻碍、甚至是禁止对非整体性数据进行纵向记录的因素。这些保护政策也与犯罪学家、政策制定者对于可供获取的个性化信息的准确性要求背道而驰。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参与式民主实践

2003年和2004年几本描绘非新自由主义未来的著作出版了,包括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Al-bert)的《参与式经济》(Parecon),希拉里·温赖特(HilaryWainwright)的《再兴国家》(ReclaimtheState)和乔治·蒙比特(GeorgeMonbiot)的《自主的时代》(theAgeofConsent)。《深化民主:在加强的参与式治理中的制度创新》(DeepeningDemocracy:In-stitutionalInnovationsinEmpoweredParticipatoryCrover-nance)一书也是这类作品中很优秀的一部。这些书的出版表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不再仅仅只是批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且开始探索和研究那些可能导致新社会产生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