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教育──人事工作跨世纪的重要任务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是人事工作一项跨世纪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提高公务员队伍、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经营管理人员队伍素质，做好培训教育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不断推进培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培训教育工作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重点工作，是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人才问题，对人事制度改革，是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刻，讲得最明确的一次。报告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按照革命化、年轻…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主持人：东营市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探索,积极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多项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主要是总结经验,交流体会,推介典型,以期对各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有所促进。     

试论中国人的无讼意识及其影响——一个个案的法社会学分析

自中国启动法制现代化事业以来,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无讼意识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与法制现代化事业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无讼意识阻碍了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当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发生冲突而无法调和时,人们规避制定法转而诉诸自己所熟悉的乡规民约来解决身边的纷争.这时,无讼意识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促进民间法向国家制定法融合和转变的作用.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

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是法律方法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可辩驳推理作为一种独立的推理模式而在各个领域发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的支持:其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二,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其三,单一性法律推理向非单一性法律推理的转向。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推定的可辩驳性;过程的可辩驳性和理论的可辩驳性。可辩驳推理对法律方法、法律论证与民主法治等重大的法律理论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请求权性质与规范构造

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请求权旨在保护育种者自提出或公告品种权申请至授权期间的利益,其性质应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该请求权的主体为品种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其行使应满足时间、行为、实际通知等条件。临时保护请求权的效力范围为请求行为人支付适当使用费,该使用费应以许可费为基础,酌情考虑个案因素加以确定。我国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请求权存在权利性质含糊、主体范围狭窄、行使条件不具体及效力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应结合UPOV1991文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及我国司法实践加以完善,以提高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     

社会参与反恐的政策路径选择

传统反恐怖工作多依赖于军队、警察与安全情报机构,因此在职责上侧重于打击和远程防范,并以政府机构作为提供社会安全的主体,组织结构以科层等级制为架构,在反恐工作中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反恐应对工作与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尤其是后果管理机制上有其相似之处,因此如果将反恐工作流程进行细分,则为社会公众及组织提供了可以参与的机会。目前社会参与反恐的政策上主要有被动宣教、主动支援以及使用非正式武装力量等三种可供选择,并将成为反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

本文对元明清不同时期中贵州地区外来移民的方式、来源及民族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并对其在贵州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分析评价。     

新冠肺炎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挑战及应对

从法律角度审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历了不明原因肺炎、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国内新发生的传染病和乙类甲管的传染病五种法律身份。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新发生传染病面前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短板,存在概念含混、外延定义的封闭性、新发生传染病防治机制不完善的缺陷。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规范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中传染病概念的使用,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决策权并完善新发生传染病的防控机制。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越关系的新走向及中国的应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竞争正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近年来,日越关系的不断走近,不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向新阶段,并出现了推动发展双边战略关系、日本强化政府开发援助的意识形态作用、持续深化“维和”合作、强化“供应链安全”领域合作,以及聚焦新兴领域合作等新走向。这一新走向以强化日越关系为主线,并展现出以安全利益诉求为根本基础、以经略对美国关系为主要支点、以促进经贸合作为基本动力等特征。尽管该新走向存在非等距结构难以化解、经贸合作存在人力资源缺陷、悬殊经济财力难支和双边人员交流不足等问题,但引发了多组双边关系复杂化、东南亚地区成为大国竞争新场域等影响。为此,中国应在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战略研判,聚焦中美竞争实施战略谋划,加强中越关系,以及发挥东盟多边机制作用等方面予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