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     

中国律师的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草案）》于1995年9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0月14日提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审。这部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特别是执法战线上的律师们盼望已久的法律即将在近期内审议通过，颁布实施。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开展健康的、成熟的律师业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这部法律草案是以1980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为蓝本，总结改革开放16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律师工作的经验，并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尽可能地与国际律师制…     

依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既悠久而又丰富多彩。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法家学派提出的“以法治国”思想以及体现在制度上的“援法断罪”、“罪刑法定”,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依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无愧为世界法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时刻,先进的思想家为了摆脱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噩运,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案,并把它的实现与改良政治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方案在旧中国完全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继往开来的百年中国法制史学

本文对清末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设、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跌宕起伏和近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辉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指出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解决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要从中国的本土国情出发,关注世界法学发展的大势,引入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后,复兴中华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其中也包含复兴法文化问题；要深入总结四千余年来在治国理政、明法治吏等方面的超越时空的历史经验；深入发掘规律性的经验,进行理论综合,在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同时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百年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证明:一定要自主创新走中国自己的路,继续克服阻碍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和片面学习苏联的影响.     

法制文明与和谐社会——唐初盛世一瞥

中国古代以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为盛世之最,它所表现出的社会的和谐与安宁,为其它盛世所不及。唐初和谐社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圣君贤相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可以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使然,尤其是唐初法制既是动力,也是保障。     

抚今追昔 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使中国法制史这门古老的学科真正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旺盛的生机。中国法制史无论是对法学基础教育还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都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中国学者不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与成就,外国学者     

新中国法制建设回眸与前瞻

文章回顾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从崎岖走向辉煌的艰难历程 ,阐明了法制兴则国兴 ,法制废则国危的历史发展规律 ,同时对下世纪中国法治建设作了前瞻性思考。     

中国历代官制的发展规律及其时代特点

中国官制的历史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东方特有的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官制的产生与发展以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以社会分裂为阶级从而产生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为条件。由于中国立国悠久,因此中国官制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中国从进入阶级社会起,便实行专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古东方各国的共同特征和传统的政治秩序,只是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经久不变。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是国家活动的原动力,君主为了有效地运用权力.控制国家和社会,并将其旨意付诸实施,势必通过一个权力媒介,这个权力媒介就是官。官是管理国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