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替代性观点

美国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公共政策简论》2010年第116期刊登了简·克莱格尔题为《关于全球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替代性观点》的文章,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无法由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而资本可自由流动恶化了这一问题。如果单纯地让剩余国货币升值或者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都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首先,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能够受邀在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的前夜,参与到此次在上合组织的发源地——上海举行的代表论坛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浅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敲诈勒索罪新立案标准的指导

2013年4月27日"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具体修订过程和内容上来看,《敲诈勒索新解释》通篇体现了犯罪、责任、刑罚的有机统一,尤其在立案标准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地更为突出。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敲诈勒索罪立案新数额标准与经济发展的水平、行为的危害相适应;同时,在特殊情形下,在把握立案条件时将数额标准与行为方式、情节进行综合考量。对于依据《敲诈勒索新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这一新标准立案后可能产生的是否构成累犯问题,从内涵出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给出了指引,在立案时已经将前次敲诈勒索犯罪进行评价并纳入考量,在量刑时不应该再对其进行评价,即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不应再作为累犯从重处理。     

会展行业协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重庆市会展行业协会为例

会展行业协会在会展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重庆市会展行业协会通过开展信息统计和分析、事务协调和处理、对外宣传和联络等工作,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加强行业调研与分析、加强品牌保护和培育、加强对外交流和宣传、加强双向服务等具体措施,服务当地经济,同时也促进会展行业协会更好发展。     

认真对待当代公共行政中的行政法北大核心CSSCI

人们普遍认为,公共行政综合吸收了来自管理、政治/政策和法律的观点。然而,法律的观点并不被当代公共行政文献所重视,也被很多公认权威的美国公共行政硕士课程所忽视。行政法是规范公共行政决策和行为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公共管理者必须在行政法的框架下并按照行政法的要求从事管理活动。本文阐释了行政法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并用实例说明了美国行政法折射出的价值取向。本文的关注点在于规章制定、行政判定、行政执法、透明性以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五方面的问题。     

董事ESG监督义务的法理逻辑与规范构造

ESG风险已经成为公众公司当前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不仅是应对ESG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契合新时代公司目的的转向,有助于预防化解重大ESG风险,并能够弥补其他ESG促进机制的不足,因而具有充分正当性。尽管ESG属于新兴事物,但根据董事监督义务适用范围的双阶框架,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具有坚实法理基础。我国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设置董事ESG监督义务,并阐明其内涵。具体而言,董事负有ESG风险识别、建立和维护ESG风险信息和报告系统、事后调查处置ESG风险等义务。同时我国还应对董事ESG监督义务进行体系化构建,要求公众公司分别在董事会、经理层、部门、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构建落实董事ESG监督义务的组织体系。     

嗜酸性冠状动脉炎致死1例

1 案 例 1.1 简要案情 某女,43岁,农民,既往体健,因"突发胸痛、胃部不适"至当地诊所就诊,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予肌肉注射庆大霉素,口服胃复安(甲氧氯普胺).该女骑电动车回家途中突然与路边树木相撞,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发现其已死亡.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