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广告法》修订讨论的误区

《广告法》修订讨论虽然盛况空前，但却存在着三种误区：行政中心主义，即《广告法》修订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导，并响应了其部门利益；制定法中心主义，即过分强调《广告法》等制定法的作用，而忽视广告行业行规等民间法；立法中心主义，即过分强调通过《广告法》的修订创制规则，而忽视《广告法》的执法问题。     

调研及其政治话语的兴起：1930—1942——以毛泽东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为中心

作为一种普遍性人类实践活动的调研古已有之。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至少有三类调研实践值得注意,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或解放区的调研实践,奠定了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础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个人论断,在经历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成为中共党内一种重要的政治话语。这一政治话语在全党的正式兴起得益于中共在调研的制度化与组织化、调研制度的实践化以及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机制。由此,调研的政治话语成为中共党内一种极其重要的集体政治财富。     

“眼光向下”与转型期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基于“生存性智慧”的视角

从"生存性智慧"的视角审视转型期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可以发现,在习惯性的"建构理性"主导下的建设路径之外,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演进理性"所生发出的"实践智慧"恰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源泉所在。这就要求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参与者能够本着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眼光向下延伸、走进田野,深入调查;重视"能人现象";关注百姓的"做世界"实践。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从而找到达致"善治"目标的最优化路径。     

“集体表象”与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另类视角的审视

公众参与立法意义十分重大,但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理论界也往往着力从外部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方面予以探讨,但收效甚微。在立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上引入"心史"研究的方法,以一种内部视角来深入考察文明早期的人类体验是如何影响当代公众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或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党校教学内容的分类及其实施

当前，党校教育各项工作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转轨而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作为党委直接领导下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围绕《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第六条关于党校教育的目标要求，党校要在致力于提高学员五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上有所突破，一个前提性的条件便是，主体班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逐步实现科学化、合理化，尤其在教学内容的分类及实施方面，更要不断探索切合基层各级党校教育实际的理念与做法，以期更好地发挥党校的干部教育功能。     

迈向非庸俗化的有机知识分子立场——基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视角的党校教师角色定位分析

在当下的体制中,党校教师群体具有鲜明的个殊性。＂又红又专＂成为其最为贴切的注脚。但若以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视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群体可以归入＂有机知识分子＂范畴,一方面,他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建言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与政治中枢保有适度的批判距离,以避免立场的＂庸俗化＂,而这一切又统一于党校教师群体的日常实践。     

社会结构嬗变中的群众工作及其困境--以乡镇基层群众工作为中心

当代社会结构的嬗变给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压力型体制”的下的群众工作实践容易背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摒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方法，从而导致“权宜性治理技术”的出现；“悬浮型政权”则在丧失了干群联系的制度性通道之后尚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性机制；而“个体化社会”的来临让我们感受到各类权益冲突日益频繁的同时也看到了群众路线在村民自治领域遭遇的困境。当下基层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支撑的实际上是“做群众的工作”，而不是真正的“群众工作”。     

论“五位一体”实践中群众路线的伦理意蕴及其实现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世俗意义上对达成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方案擘画,也是新时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国家伦理生活基本格局的顶层设计。这种世俗生活美好蓝图的实现,应以由“群众路线”框定的伦理生活基本格局为遵循。其具体路径便是：在政治建设中坚持群众主体与群众立场,以奉献伦理为主导;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群众首创与群众利益,以功利伦理为动力;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面向群众与扎根群众,以包容伦理为指引;在社会建设中坚持群众动员与公众参与,以互惠伦理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以和谐伦理为保障。“五位”最终统一于群众路线的“一体”化伦理实践,从而使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呈现出内在结构层面的逻辑圆融性与价值指向层面的道德完美性。     

“苏区精神”的内涵与时代要求

正在我们党的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苏区精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我们党培育和造就的独立精神形态。它承上启下,既是"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发展,也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曾在"中华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