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在财政预算中的应用研究——以绍兴“八郑规程”与台州“民主恳谈”为分析样本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浙江在财政预算管理方面应用协商民主有着良好的经验。新河镇民主恳谈的成功主要在于激活地方人大在预算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同时扩大普通百姓的参与，从而搭建起公众需求和政府决策之间的桥梁。绍兴的“八郑规程”通过程序式协商民主这样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乡村财务预算能够按照村民的意愿进行，防止了权力的滥用，从而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村治模式。不过，无论是哪种实践协商民主的方式，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民众的权利，成为民众权利的生长点，对于规范基层政权的运行具有积极的意义。     

协商式预算:地方人大探索预算民主的新路径——基于浙江温岭“泽国实验”的一种考察

<正>从2005年开始,浙江温岭在泽国等镇率先实行公共预算改革,积极运用民主恳谈等形式强化地方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式预算"模式。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审查批准本级预决算并监督其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     

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走进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 ,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 ,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其中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 ,契约自由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 ,而法治文明的近代转型逐步实现了宪政之理想。     

如何启动宪法第七十一条——从北大教授建议全国人大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治理雾霾说起

正以解释《宪法》第七十一条为契机促进宪法实施和监督,既是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的客观要求,也是树立人大权威、增强人大监督实效的应有之义。一、问题的提出2017年初,面对持续雾霾天气,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建议全国人大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推动雾霾治理,"通过这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启动相应研究、报告以及立法程序,真正全面提出治理雾霾的方案"[1]。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了要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使各级人大     

对我国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的思考

宪政 ,既是抽象、宏大的 ,又是具体、细微的。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正是这样一项具体的、细微的却又极其重要的宪政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国家元首制度而言 ,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以建立国家元首宣誓制度为切入点来完善我国的国家元首制度 ,不仅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宪法实施 ,而且对于实现宪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众参与：作为美德和制度的存在——探寻地方立法的和谐之道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是地方立法不断追求的目标.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美德和制度,深刻影响着地方立法的施行和成效.作为一种美德的公众参与,是和谐社会的公民精神;作为一种制度的公众参与,是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公众参与是实现地方立法的和谐之道其奠定了地方立法的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凸显地方立法的本土特色.为此,必须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财政民主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基于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促进公民参与预算,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尚存在从规范到制度的缺位,要构建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体系,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预算法制,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程序机制,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健全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公民参与权。     

公民参与预算：理念、原则与制度——以浙江温岭“新河实验”为分析样本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要求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诉求日益强烈。作为财政民主的重要组成与运行规则,公共预算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为推动公民参与预算,我国浙江温岭的新河镇将民主恳谈机制与人大预算审议相结合,成为探索预算民主化路径的改革样本。考察新河镇的公民参与预算实验可以发现,人民主权是公民参与预算的核心理念,基层人大是制度载体,信息公开是前提条件,商谈辩论是有效机制。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完善公民参与预算制度,应扩大参与主体,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健全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公民参与预算权的实现。     

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及其反思——基于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一种考察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认为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要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商谈理论作为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然而,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都有其内在局限性,因此,反思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深入研究协商民主的前提.     

“开门立法”如何推进:商谈建制化是关键——广东省人大开门立法遇冷的再思考简

一、问题的缘起 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3年多来，广东省人大网立法专网对24项条例30份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0”意见的8份，约占总量的26．7％，20条法规征求意见稿仅有1人发表意见，占总数六成。意见最多的《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只有2人参与，发表了135条意见。据透露，通过其他方式收到的来自普通市民意见也并不多。不单是鲜有老百姓问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称，即使“走出去”“上门”请代表发表意见也请不来，每一次法规征求意见稿都发电邮给947名代表，每次收到的反馈仅有1％t’1。事实上，开门立法遇冷并不是广东一省独有的尴尬。就拿安徽省合肥市2013年以来的8项立法来说，近一半在征求意见的环节，参与的市民人数达不到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