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信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閣下总理先生: 柬埔寨王国政府于1958年7月17日的內閣会議上决定在法律上承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以首相的身份荣幸地和很高兴地請你將王国此項法律上的承認轉告你的政府。我     

“五五四四”精准扶贫的建始路径

建始县是革命老区县,是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扶贫县,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脱贫任务重。为此,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以精准扶贫统揽县域工作全局,扎实贯彻好省委、州委全会精神,全力实施"五五四四"精准扶贫战略。一、立军令状、绘作战图,计划用"五年时间"     

犯罪客体要件不可轻言废弃——对“客体要件否定论”理由的质疑

“客体要件否定论”者主张将犯罪客体要件从犯罪构成中彻底废弃的理由是欠缺说服力的,并不能成为废除犯罪客体要件的合理依据。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也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具有独立的功能,应坚持其在犯罪构成中作为独立要件的地位。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兼论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族文化认同提出了内在要求：其一,社会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具有双刃性：既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存在自身困境,而民族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凝聚力增强;其二,文化认同实质是一种“自我认同”,是以核心价值为原则的民族归属意识。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式和程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为加强民族团结、凝聚合力、统一意志、遏制分裂、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倡导与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处理文化核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辩证关系,从而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形势下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新着力点。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当前,在我国刑法解释领域内,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各学者在对这两类解释论基本涵义的认识上并不统一,所以这一论争在目前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通过深入分析这两类解释论主要倡导者的学术观点,可以发现,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德日古典的三阶层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选择一种综合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在犯罪的认定上,主张分层式逻辑判断的德日犯罪论体系并不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主张平面式综合判断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危险驾驶罪探析

在危险驾驶罪的成立条件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要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在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机动车而仍然为之,就已经满足了本罪主观故意的成立条件。在判断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时,仍然应受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制约。在对情节恶劣和醉酒的判断上应注意主、客观标准的协调与统一。     

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刑罚配置结构调整论纲

刑罚配置结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原则在刑法中对各种刑罚方法进行分配、布置所形成的各种刑罚方法的系统组合形式。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是刑罚功能有效发挥的组织基础。我国刑罚配置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刑罚功能有效发挥并导致刑罚过量投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我国的刑罚配置结构应当作必要的调整:在死刑配置方面,取消明显不必要的死刑配置;在自由刑配置方面,调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刑的配置,并废除拘役刑;在财产刑配置方面,调整罚金刑的配置,并废除没收财产刑;在资格刑配置方面,调整资格刑的配置内容、配置范围和配置方式;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方面,协调罪种间的法定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