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阶段律师的介入问题

近年来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案件比例呈下降趋势,有近一半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在没有律师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受到指控并接受审判的。这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诉讼权益的保护,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保障的要求。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主要问题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问题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75条及相关条款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对于负责案件侦查的机关采取     

论我国犯罪控制的优化

犯罪是严重危害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侵害生活安宁与经济发展的反社会行为，同国家与法律如影相随。但犯罪行为总是客观的、外在的，具有可控制性特征．为了实现犯罪控制的目标，我们需要深刻剖析制约我国犯罪控制的现实因素，进而探索优化我国犯罪控制的具体路径。     

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职能应当弱化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都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发的民间纠纷可以调解处理,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不再予以治安处罚。这显然背离现代法治国家职能分工与权力边界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现行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公安机关现有警力配置现状,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职能应当逐步弱化,直至完全取消。     

侦查权的性质辨析

刑事诉讼是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国家权力。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侦查权性质的认识与定位一直存在争议、侦查权的性质界定不仅关乎理论的认识问题,而且关涉司法的实践问题。侦查权是一项行政权,具有行政权的性质。     

论我国侦查构造的重塑

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系列诉讼活动,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侦查程序不仅包括侦查机关的侦查指控活动、审判机关的审理裁决活动,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的辩护防御活动。侦查构造是刑事侦查的控诉、辩护、裁判等程序主体的法律地位与相互关系形成的组织结构形式,侦查构造集中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能力与人权保障的程度,事关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基于法治视角,侦查构造客观具备固有的应然特质,检视、重构我国侦查构造已然成为当下刑事法治建设的必然逻辑与现实路径。     

论我国警察执法权威的促进

当下我国法治建设日新月异。然而,我国警察执法环境并未呈现法治社会的应有态势,警察执法权威受到挑战。表现为:警察个体权益受侵、现场处置威信匮乏、案件裁决权威缺失、治安能力缺乏认同、职业公众形象欠佳。提高警察执法权威,要培育民众法律信仰、优化权力时空配置、改善执法勤务理念、建设警察公共关系、完善法律规范内容。     

论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重构

我国刑事立案是独立、必经的诉讼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启动标志,由此带来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诸多缺陷。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削弱刑事立案的独立程序地位,将其纳入侦查程序之中,以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贯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刑侦工作的路径安排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侦查权力的行使作出许多新的规制,同时极大增加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由此刑侦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公安机关刑侦工作必须直面现实,积极寻求应对措施,保障侦查活动依法顺利展开。     

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问题

我国对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认识与适用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当适用甚至滥用现象时有发生。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现状的理性评估适用比例过高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具有惩罚化倾向,刑事侦查往往过分强调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惩罚功能,习惯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羁押性强制措施通常作为第一选择而不敢、不愿适用强度较小的其它措施。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犯有什么样的罪行,也无论将来可能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侦控机关一般均对其实行羁押性强制措施。刑事诉讼中90%以上的犯罪     

律师法的新挑战

我国律师法经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重新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正式施行。修改后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执业权利做出新的规定，对刑侦工作来说是个新的挑战。律师法的修改是刑事诉讼民主发展的具体体现，是法治建设的大势所趋，是实现控辩权力制衡的必然措施，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理性选择。我们要以积极姿态对待律师法的修改，熟悉律师法修改呈现的变化，直面律师法修改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