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关系建构

从指向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文化多样性所关注的对象、内容与民族密切相关,民族是两者内容延伸的共同出发点,二者的关系实质上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作为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需要在时代环境下充实和丰富;作为实践,文化多样性的践行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为达到以上目标,在此分析了二者在民族这一交汇点上的共通性,并尝试从民族的历史定性、民族平等、民族自主、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文化多样性的内在一致性进行分析,从理论方面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建构,为二者的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家乡的明天会更好

正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广西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团结奋斗,广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的家乡——梧州岑溪吧!1958年,岑溪城区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60年后的今天,城区面积达27.82平方公里,城镇化     

大数据背景下的市长热线及其效能

市长热线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大数据及各类新兴技术快速融入社会治理及城市治理的大背景下,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但作为一个由政府背书的平台,市长热线在社会治理领域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发挥"民意收集器""情绪缓冲带""解决问题枢纽站""施政检测仪"等多重效能。当前形势下,依托精细化数据运营,市长热线的发展趋势应是真正进化为城市治理智库,既能提升民意收集的速度、对城市运行态势研判的精准度,还能提升社会监督政务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有力促进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城市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浅析早期远东地区旅俄华侨社团组织的发展

早期旅俄华侨为了生存,按照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在俄国自发组建了各种社团组织,实行自治管理。这些社团组织的章程逐渐完善。社团致力于解决华侨内部与外部的纠纷问题、进行维权保护和管理等。在保障华侨合法利益、加强华侨间的联系、增强俄国对华侨的了解、促进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管理学科北大核心CSSCI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社会经济形态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市人大代表在专题调研时指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功能应与硬件同步提升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国家战略。10年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从2005年开始上海港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港,集装箱吞吐量在2002年、2003年先后超越高雄港、釜山港,2007年有望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二大集装箱港,2008年有望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随着洋山深水港的建成,上海以深水港和货物吞吐量为标准的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在航线航班密度、港口装卸效率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策略分析

依据市场举办者的不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可分为国家各级政府举办、高等学校举办、各类非政府组织的人才中介机构举办三种类型;按照市场存在形式,毕业生就业市场又可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以上各类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备有优势与不足。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要求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高等学校、人才中介机构有效合作,逐步走向联合,建立和完善新的市场体系。同时还要提高有形市场效率,大力发展无形市场。     

高等教育集群何以促进人才高地建设——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

高等教育集群促进人才高地建设是当前我国提升区域综合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高等教育集群主要通过人才培育和人才吸引实现高地人才聚集及其结构优化。比较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以政府为主导,高等教育集群吸引人才的质量和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相较旧金山湾区存在差距。从“育”和“引”两条主线出发,寻求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推动人才高地建设的现实路径,即优化高等教育集群体系、提升人才高地育才水平,通过制度型开放增强人才高地聚才吸引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人才、科技、产业互融。     

“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解读

＂严打＂是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而并非一种固定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模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一项政策选择。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关于减刑裁决权与假释裁决权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在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改造的整体方案设计问题上,一方面应突出该程序的诉讼特质,体现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保障罪犯和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另一方面应考虑到该程序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因而不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罪犯、执行机关对立的控方,而应把其定位为法律监督者。在承认将减刑、假释提请权赋予执行机关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予以完善：强化对罪犯减刑、假释权的保护;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参与权。在未来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通过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合理的审级分流有效保障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