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兼谈西方国家选举对政府问责的影响

政府问责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选民通过直接路径、间接路径和复合路径三种方式来向政府问责。这三种问责路径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选举对政府问责有着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选举与政府问责的关系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度的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我国大学生创业模式探析

我国大学生创业逐渐兴起,创业的主要模式包括积累演进、连锁复制、分化拓展、技术风险、模拟孵化、概念创新六种模式。我国大学生创业在模式的选择上受到了思维、背景、能力、融资、产权、区域等因素的制约,解决这些问题需从舆论导向、创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考量和融资渠道等方面进行努力。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中国“政策试验”研究:议题、意义与展望——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视角

当前,中国关于"政策试验"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试验"的类型、过程和功能等三个方面。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政策试验"研究不仅能有效刻画中国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且还能补充扩展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谱系。"政策试验"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需要从立场客观化、内容精细化、方法多元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

为探讨经济水平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神木县"免费医疗"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虽然传统文献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能力会影响其政策创新,但研究发现,在中国模式的府际关系下,不仅一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地区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政策创新。虽然富裕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具有政策创新的可能性,但"嵌入型"富裕地区相对于一般富裕地区而言,在政策创新上却会受到更多的空间限制。同时,面对更为严格的空间限制,"嵌入型"富裕地区的政策创新主体依然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来争取政策创新的成功,但这些行动策略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创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动机而具有某种道德情怀。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何远远少于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框架。由于是单案例研究,因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作进一步的验证。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文化困境与对策

农村和谐社会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和谐的农村经济和和谐的农村文化。在长期“经济优先”思想的指导下,农村文化建设一直处于次要位置,不仅农村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不和谐,农村文化体系内部也存在不和谐因素。农村社会的文化困境对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以构建和谐的农村文化和和谐的农村社会。     

城市住宅小区业主维权问题初探

提高业主的自治能力从而增强以业主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使之能够对市场力量形成制衡,是解决业主维权问题的基本对策。     

政府在业主维权中的作用——以武汉市南湖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在物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角权力结构。这种三角权力结构是不均衡的,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相对于社会权力而言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导致以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利益在社区权力博弈过程中最容易遭到侵犯而又最难以得到维护。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社区进行适度干预,以自身的优势来弥补社会权力的劣势,以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市场权力形成制衡,从而使业主的权利得到有效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