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宪政思想论要——以《社会契约论》为中心

宪政思想是卢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读卢梭及其思想的重要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为中心,可以真切体悟到卢梭对人民主权、法治、人权等重大命题的关注、思索与追求,同时它也构成了现代国家宪政理论的基础与源泉。在卢梭的宪政思想体系中:人民主权是合理内核;限制权力是外部表征;保障人权是价值取向;法律之治是直接体现;宪法至上是逻辑归宿。     

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优化与机制完善

检察制度因应国家权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而发生深刻变革,公益诉讼成为这一变革进程的突破口和发力点。检察公益诉讼在交出亮丽成绩单的同时,也浮显出发展不均衡、协作有困难、衔接不通畅等诸多实践难题。以中国特色法律监督理论为基础,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积极元素和理论特质,建构一种结构功能主义法律监督观,对走出现实困局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结构功能主义法律监督观反对将法律监督碎片化和泛化,倡导法律监督概念的法定性、法律监督内容的均衡性、法律监督程序的关联性和法律监督价值的完整性。基于结构功能主义法律监督观的指引,可从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公益诉讼均衡发展、公益诉讼秩序调控、公益诉讼价值衡量等方面依次建构检察公益诉讼的规范供给机制、整体推进机制、协作衔接机制和质效评估机制。通过理论优化和机制完善助推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行稳致远。     

论品牌代言人的法律责任

近日,"三鹿婴幼儿奶粉安全事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消费者和受害者不但要求厂商给说法,就连其品牌代言人邓婕、薛佳妮、花儿乐队、倪萍等人也遭到公众的"炮轰",并已有消费者就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品牌产品的代言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目前我国立法对品牌代言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法律责任也难以确认。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品牌代言人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的法律地位做了分析。     

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的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选举法》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规定有待进一步修改。“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对宪法确定的公民首项基本权利——“平等权”的实现，它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基本精神，符合我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需要。     

宪法权利视阈下的农民“法律排斥”问题探析

农民的“法律排斥”与“社会排斥”既相关联，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排斥”具有法制根本性、权利本质性和过程系统性等特征。从宪法权利体系而言，农民的“法律排斥”突出表现在：农民的选举权不对等、土地财产权不明确、结社权悬空、物质帮助权缺乏等。解决农民的“法律排斥”问题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需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和与完善专门立法，依法行政与实施普惠政策，确立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制度。     

迁徙自由权辨析

迁徙是动物趋利避害的一种本能,迁徙自由是人类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迁徙与"流动"、"迁移"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应混同使用。迁徙自由可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方面,迁徙自由是一种主观意志自由,其主体不受其他外力左右或主导;另一方面,迁徙自由本质上要求权利的同等对待。迁徙自由的特性,既说明了迁徙自由不同于人身自由,需要得到宪法的独立确认,又充分彰显了迁徙自由的价值与宗旨。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之维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引起各地区、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有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学术研讨、实践尝试也正在向多领域、多角度展开。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法治：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坚持法律原则、运用法律手段、完善法律制度、突出法律规制、实施法律救济。唯其如此,社会管理创新才会又好又怏地向前推进。     

论品牌代言人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的法律地位

最近日本SK-Ⅱ化妆品风波不断,并已有消费者就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品牌代言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目前我国立法对品牌代言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法律责任也难以确认.文章就日本SK-Ⅱ化妆品诉讼一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品牌代言人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的法律地位作了分析:一、品牌代言人概念的界定;二、品牌代言人与品牌拥有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确定;三、品牌代言人法律责任的定位;四、品牌代言人法律地位的确定对我们的启示.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检视与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成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突破口和重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也暴露出制度设计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案件来源比较单一、诉讼请求不够全面、成本负担尚不明确、二审抗诉有待厘清等等.未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从扩大解释“履行职责”、适时主张“损害赔偿”、建立“环境公益基金”以及明确“行政公诉人”身份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促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成长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真正维护.     

保障抑或限制:美、德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及其启示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受到立宪国家的普遍关照.美国注重发挥宪法解释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从平等保护条款中释出了迁徙自由,使得迁徙自由即便未被美国宪法所明文确认,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德国则主要通过宪法明文规定的方式以保障和限制迁徙自由.美国与德国的立宪实践表明,法治状态下,迁徙自由应在保障与限制之间加以实现,迁徙自由的保障离不开宪法解释,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的迁徙自由保障具有启发意义,德国经验为未来中国迁徙自由的入宪提供了思路.中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全面保障须仰赖于"释宪"的启动与"入宪"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