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事件不能归咎于民怨上升

非理性化的评论,用简单的道德批判代替复杂的事件处理,在客观上会助长潜在的极端者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北京的几起事件,使媒体、网络、公众对社会极端事件引起高度的关注。这些极端事件并不是同一性质的,冀中星案件属于身体致残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形成的反     

农民工住房福利现状与政策走向——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

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民工住房福利的获得途径单一,主要来源于市场。这种单一来源导致了农民工住房条件差、城中村严重化、劳动权益的受损和居住隔离等问题的产生,负面影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政府在住房福利提供中的责任,改革现有的住房保障体制,为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与此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非正式部门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社会规范建设的困境——三种理性人的策略性选择

人们不遵守规范的原因可以用理性人的选择来解释:规范选择中的"囚徒困境"效应表明,人们会自发地选择不遵守规范,因为无论他人是遵守规范还是失范,对本人来讲,这一选择是受益最大的也是损失最小的.规范建设中的"搭便车"效应表明,许多人只愿意享受规范的利益而不愿意支付建设规范的成本.规范建设中的"破窗效应",使失范得不到及时的制止而演化为普遍的失范行为.但理性人假设的推导是有局限性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非经济或非利益的因素.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有机结合的规范才是好的规范.     

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发生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人际传播密切相关。谣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也触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它有时的确会起到社会调节的正面作用,但由谣言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尽量降低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造成的风险,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谁是富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消灭贫富差别及其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成为第一件大事。人民政府对当时的富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了剥夺、赎买,对地主的一部分浮财也予以没收。在中国大陆一度声名狼藉的富人从此销声匿迹。在一个长时期内,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收入、福利、住房、家庭积蓄、消费水平各方面差别都很小。“富人”几乎成为“坏人”的同义语。但是,这种     

突发性事件中的信息控制

人际传播主要形式有传闻和谣言。在产生突发性事件、主导传播媒介的权威性不足、社会管理组织决策透明度不高或某些特殊情况下 ,传闻和谣言易大量传播。应建立谣言控制中心对传闻和谣言进行控制。     

以加强社会治理预防社会稳定风险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当前,社会稳定方面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冲突。从主体角度看有两类:一类是个体的矛盾,如家庭矛盾、邻里矛盾,这类矛盾尽管数量较多,但后果是有限的。另一类是群体矛盾,如征地拆     

正视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心态——基于602名基层干部的社会调查

当前,基层干部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相当部分人持忧虑的态度。忧虑矛盾增长的同时,忧虑在处理矛盾中部分群众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激进行为,忧虑干群关系不融洽、得不到上级的理解、被污名化等,由此产生不出事的消极心态。社会矛盾的全面压力、行政体制的压力、群众的压力是导致基层干部忧虑心态的重要原因。基层干部忧虑心态的疏导可以从完善考核机制、改善自身形象、教育群众依法办事等方面入手,在亲民的同时也要亲基层干部。     

当前我国居民对社会矛盾的感知与解决方式——基于全国九市的问卷调查报告

基于一项全国九市问卷调查发现:居民对社会矛盾发生、发展状况的基本看法较为理性;居民所遭遇的社会矛盾以经济利益类矛盾为主,呈现出多元化、城乡分化的特征;居民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手段与非制度化的正向手段是主流,非制度化的负向手段则是支流;居民所遭遇的社会矛盾类型不同,其化解方式的选择有差异;依法维权是多数居民的共同意愿,且对在自己遭遇矛盾时获得帮助持乐观态度。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依法处理与行政化解为基础,完善以社区资源为基础的微治理机制,积极引入社会专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化解,强化社会调节的功能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