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在莫斯科的留学岁月

在我们党内有5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被人们敬称为“五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这些知名老同志无法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决定派他们到苏联去学习。“五老”中的徐老、董老、吴老、林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到苏联,进入苏联和共产国际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著名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 他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都已四五十岁了。然而,他们并不因年事已高而在学习中有丝毫松懈。相反,由于在国内斗争时过忙而无暇学习,他们深深感到能聚集在莫斯科学习实在难得,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格外刻苦学习和钻研革命理论,给青年人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徐老:不怕学得少,就怕不坚持 徐老是1928年6月抵达莫斯科的。他进入莫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建设思想论要

无论是广义上的社会建设,还是狭义上的社会建设,也无论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建设,还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不少的论述,其中包括关于社会发展的论述、关于社会正义的论述、关于社会管理的论述、关于社会协调的论述、关于社会保障的论述等等。这些论述,为我们今天探索社会建设理论和开展社会建设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邓政委纠“左”

在邓小平长这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防“左”、反“左”可谓贯穿始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同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进行过斗争;社会主义时期,又对毛泽东晚年“左”倾     

邓小平的几个大学同学

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来到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在他的同学中,有一些与他有着特殊的关系。 结为伉俪的张锡瑗 张锡瑗是河北房山县(今北京房山区)人,生于1907年,18岁时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比邓小平小两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和邓小平虽不在同一个班,相互却很熟悉,彼此印象也     

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与会者考辨简

在1921年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青年代表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次大会中国与会者的记述存在着许多不详失实之处。经考证,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青年共有18人,其中俞秀松是有“表决权”的代表,张太雷和陈为人是有“发言权”的代表,瞿秋白是翻译,其他14人是旁听者;俞秀松撰写了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国青年出席这次大会不但激发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志向,而且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     

社会建设理论提出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分析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一次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加以阐述,创新性地形成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理论。这一理论成果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期的背景下,适应体制转轨期和社会转型期的客观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为指导,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前期经验为基础,并且吸取了当代国外相关理论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     

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的两则史实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是山东地区最早的工运机构,其名称最初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后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因此将这两个名称贯通并用是不对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一直到1923年初还存在,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1922年8月即已撤消,因此说山东分部在1922年8月以后并入北方分部也是不对的。     

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共学会”考绎

<正>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这一运动中的不少重要史实却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共学会"便是其中的一例。大多数五四运动的论著在叙述5月4日学生爱国运     

蔡和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杰出贡献

蔡和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杰出贡献李曙新“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①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然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获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曾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探...     

“文革”时期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次思想交锋述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正义力量针对思想理论领域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搞得混乱不堪的局面,为捍卫党的指导思想的纯洁性和正确性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尤其是三次大的思想交锋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围绕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从思想上唤起了人们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认识,认清了林彪、"四人帮"所贩卖"理论"的错误本质,从而为最终结束"文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文革"之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