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题抓党建

当前,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务必要防止和克服以下“三种”倾向：一是“抓而不紧”倾向。一方面是推而不动。把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党的建设是软任务,经济建设是硬指标,主张放软抓硬。另一方面是不推不动。把党的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理解为服从就是“放松”,服务就是“让路”,生怕“党务”影响了“政务”。二是“抓而不力”倾向。一方面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另一方面是因循守旧,停止不前。“旧办法不管用、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三是“抓而不实”倾向。重形式轻…     

上杭县下都乡人大视察中小学开学工作

为了解全乡中小学新学期开学工作准备情况,2月3日,下都乡人大组织部分代表深入全乡中小学视察开学工作。     

洪旭辉：努力践行律师的责任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漳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洪旭辉始终牢记法律人的责任。＂作为一名来自法律工作战线的人大代表,应当凸显自身的职业优势,提升履职能力,更好地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献力。＂     

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理论与制度构成

是否规制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自《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修订之时就不断争论与探讨。互联网平台的相对优势地位主要包括平台内经营者对平台的依赖关系以及因网络效应、锁定效应以及数据获取能力的差异而具有优势。前者的依赖关系是因平台在规则制定和市场进入上拥有相对力量所致;而后者则体现为大型平台相对于中小型竞争者具有显著的优势市场力量。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保障个体的交易自由、防止私人主体的经济力量被滥用等效果。在功能定位上,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构成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扩展与有效补充。在行为认定上,需要坚持以“界定相关市场—认定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判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这一分析路径,结合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竞争特性,综合考量行为的违法性。     

原中央苏区社会治理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原中央苏区作为共和国治国理政的试验田,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面对外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政治压迫,内部传统封建残余思想的桎梏以及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党团结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探索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实践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社会治理工作的原则与特点,凝练出“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实事求是的治理原则、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追求胜利的治理信心以及健全法律的治理保障”,对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山川乡：农企合作建房

安吉县山川乡船村村水岭坑自然村53岁村民郎柏林没想到，别人花上几十万元为他免费建造了一幢框架结构的4层楼房，更不可思议的是，住在这新房内每月还能领到800元的工资，自家门前的粮田也被反租，每亩可拿到300元的租金，“这真是一件好事呀。”有关人士认为，山川乡的“农企合作建房模式”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是一大福音，对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更是一大创举，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透视中国商标法

因为忽视中国现存商标的巨大价值和商标侵权对于中国企业的损害，并且商标权保护的客体不包含创造性工作的这一特点，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研究的美国学错误地认为，中国政府没有保护商标权的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化、政府结构和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和美国的商标保护体系在商标权的客体、对于商标产品的质量要求、商标登记和侵权的救济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些反映了中国商标保护的不足之处，有些却是由中国现状所决定的。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的需要，中国商标保护制度将会越来越完善。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打击刑事犯罪、诉讼监督、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等重要职能,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职能,提高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检察机关通过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严打”方针,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时代价值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的特定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同时代的其他理论体系相比较,能够更敏锐、更准确、更深刻地从理论上表达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的旗帜。     

计算机与战争：合法的作战空间

在现代战争中使用计算机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以前,从动员人力物力投入作战区域到检索情报数据、增进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计算机曾发挥过多种作用。然而在最近的冲突中,我们发现计算机逐渐变为一种“作战手段”(武器),现代部队正忙于发展信息技术,即“作战手段”。本文着重论述了国际人道法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问题,即在21世纪的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以网络为中心、四维的作战形式中,如何运用信息技术的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