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方式的法理与实践

我国采取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竞合的模式,侵权责任法亦承载预防损害的功能。依功能定位的不同,八种侵权责任方式可划分为损害预防与损害赔偿两大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同属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妨害与损害概念的趋同性造成了许多学术误解,区分二者实有必要,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针对妨害源而非损害结果应成为理论共识。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虽不适用侵权归责原则,但亦非绝对无条件,而应遵循以违法性为责任成立要件、适度性为责任范围要件的规则,同时予以适当限缩,以体现利益衡量的法学思想。     

影响和制约公安基层建设的几个基本矛盾

当前影响和制约公安基层建设的矛盾主要有：公安工作任务日趋繁重与警力不足的矛盾，公安工作成本不断上升与保障不力的矛盾，公安工作要求日益提高与环境不优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给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化解上述矛盾应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采取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道义的综合手段。     

律师专家责任认定的若干问题 --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案评析

律师须以其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向委托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并因其受信赖地位而对委托人负有诚信义务,违反此类义务即可认定负有执业过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律师的专家责任应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为辅,对律师违反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情形予以体系化,有助于对律师专家责任的认定。     

蔡娇诉广州市番禺宝丰制衣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蔡娇诉请给付加班费的请求权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由此引发了笔者对当前《劳动法》规定的时效制度的法理思考，文章从劳权本位、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平衡等方面对劳动法时效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和谐司法的人文解读

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司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社会主义和谐司法的语境下,人文精神的内涵包括司法保障民生、司法疏导民意、司法维护民权以及司法化解民怨四个方面。当前和谐司法的使命就是要体现人文精神,建立和健全利益表达、司法救助、权益保障和纠纷解决四大机制。     

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

受益型侵权行为是特殊的侵权行为形态,对其法律规制直接涉及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的互动问题。放任主义体系禁止不当得利法与侵权法的竞合,主张将受益型侵权行为纳入宽泛的侵权责任体系;保守主义体系采用竞合模式,通过不当得利法来弥补侵权法保护范围狭窄的不足;实用主义体系将返还请求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法的救济方式之一,纳入侵权法的范畴。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发展展现出通过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来拓展损害概念和损害赔偿概念的发展趋势,我国侵权法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使侵权法的权益保护功能趋于完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长丰县“数字草莓”的经验观察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持续动力支撑,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增量赋能的契机。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域论,乡村产业振兴为着力点,立足于长丰县“数字草莓”,集中探讨长丰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重动力,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长丰县“数字草莓”的效能经验,通过技术赋能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资源“共用”、技术赋能的价值“共享”,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现代化,走出“乡村衰落圈”。为破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数字技术与保守意识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应用人才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矛盾,要提升数字素养,破除守旧意识;推动人才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基础设施,推动要素下沉,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浅谈中国智能停车场系统集成技术

<正>城市由于交通设施的增加造成的交通拥挤甚至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种不便迫使人们去寻找高技术的有效手段去解决这种不便。智能化的停车场就是顺应这一时代需求的高技术产物。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乱停乱放造成的交通混乱,而且可以促进交通设施的正规化建设,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车主失车被盗的忧虑。     

门禁一卡通系统发展的三大方向

<正>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促使全球安防产业市场快速发展。因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对安防产品的需求也因此日益高涨。作为安防产业中的门禁系统已成为多数智能化项目中最常见的安防子系统之一;同时,门禁一卡通系统     

公共政策、医疗行为与责任配置——关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绩效的观察和评论

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对侵权责任的制度绩效进行观察和验证,是后侵权责任立法时期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本文以医疗损害责任为分析对象,竭力展示公共政策与责任配置之间的微妙关系。研究表明,现阶段公共卫生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加强管制约束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与量。在此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的功能定位只能是激励而非补偿;且由于医疗服务自身的特性,相关责任配置的隐性激励作用更加突出。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形态和损失分摊方面分别存在激励不足、不当管制和风险无关的缺陷,极有可能导致制度失灵、立法目的落空,亟需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