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修律与传统法律思想的改易

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的封建传统法律思想自汉朝以来在中国法律史上一直处于独尊独尚的地位。清末,由沈家本主持进行的变法修律,第一次对这一传统法律思想进行了改易。尽管这些改易是有限的,但它毕竟冲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法律思想垄断统治的樊篱。从此,中国法律开始接纳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逐步迈上了新的历史轨道。     

航空保价运输的性质与适用

航空保价运输既可以适用于货物运输又可以适用于行李运输。航空保价运输的前提在于法律规定了限额赔偿制度,其性质仍然是一种责任限制制度。现行的航空规章已就航空保价运输的适用、承运人的责任、赔偿金额等做了原则规定,但是,关于最高声明价值、赔偿限额等的规定明显滞后,急需修订。     

略论航空器与船舶物权登记的几个问题

航空器、船舶作为动产,在物权变动方面却采取不动产所常用的登记公示方式,其核心原因在于登记能够满足其物权公示的基本要求。登记不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专利,也可以用于公示航空器、船舶物权变动。无权登记对抗问题实际上是相互竞争的物权之间的顺位优劣问题。对抗效力的真实含义并不在于第三人对于现实权利的实现。航空器、船舶物权变动登记的对抗效力意味着其物权变动依据交付原则或当事人的意思确定,与登记与否没有必然的法律联系。     

农地管制中的财产权保障——从外部效益分享看农地激励性管制

耕地抛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现行农地管制制度中隐含的产权问题:农地农用所产生的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等外部效益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公共利益",并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社会公众所有,而政府更以此"公共利益"为由理所当然地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施以限制。此种财产权界定虽然保障了公众的需要,却忽视了农户的利益和感受;严重的利益分享不公,导致农地管制制度所应当具有的保障并促进农地外部效益供给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使得管制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在农地管制中引入激励相容的理念,在禁止规范之外建构一套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透过法律创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并对此财产权及农地使用权给予明确的界定与保障,由政府代理社会大众进行必要的补偿或财产权交易,以真正达成农地保护的目的。     

航空保安的几个法律问题

随着非法干扰航空活动、危害航空安全事件的日益增多,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对某些非法干扰行为特别是对旅客的滋扰行为以及新型犯罪行为束手无策,航空保安法律体系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临着严峻的现代化挑战。近年来,中国的航空保安立法虽然成效显著,但法律体系仍不尽完善,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于国内客运航班延误的几个法律问题--兼及相关法律的完善

在航空运输中,由于多种原因,航班延误难以避免,因航班延误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现行的民航法及相关法规对于航班延误的定义、承担延误的责任原因、承担责任的方式、延误赔偿限额等问题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太原则、笼统、不统一,缺乏可操作性.时至今日,关于航班延误的诸多问题仍然不能"依法解决".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航班延误的处理工作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解决航班延误的有关问题.     

接诉即办《条例》文本变迁的深刻意涵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的起草制定和通过实施,是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完善、上下互动改革的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借助数字痕迹、算法辅助和语义网络三种技术,检视立法过程中《条例》文本的发展轨迹,对比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容差异,揭示《条例》从政策文本向成文法规跃升和转化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深刻理解《条例》所具有的北京原创法、为民服务法、制度保障法和深化改革法这四大基本属性。     

“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辨析

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属于国际惯例,各国航空承运人的运输总条件都有类似规定。非契约条款的效力不因航班时刻的载体类型差异而根本不同。承运人主张合理期间是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合法性的直接证据,旅客则认为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严重背离传统契约法规则,损害其合法权益。继续维持或者直接废止现有的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不利于航空运输业的整体发展。在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航班完全准时离港和到港的过渡阶段,应当在保护旅客利益的前提下矫正保留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在航空承运人能基本左右航班离港和到港时间的终极阶段,应当明示废止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     

空间·展演·视觉修辞: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仪式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审视北大核心

象征化、程式化、规范化、周期化的政治仪式,借由内部“基本装置”及外部媒介传播渠道的加持,在循环往复的符号展演实践中,凝聚了社会政治力量,强化了民众对意识形态、政权制度、政治权威的认同,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优先场域。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作为观测窗口,围绕仪式空间、仪式流程、仪式人物三个维度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建构逻辑进行审视,应从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在集体记忆的仪式复刻中凝聚政治情感,拓展政治仪式形式及内容、提升主流价值传播效力,科学谋划仪式操演实践、强化国家话语力量等三个层面着手,有效发挥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框架”的政治传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