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研究的思维路向转换

道德研究所秉承的传统思维路向是导致当今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难以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实质性价值影响的根本原因。道德研究的思维路向应由形上路向转向生活路向,由注重建构理想类型转向求诸道德历史实在,由文化取向转向结构取向。     

新时代公安院校合作办学工作探索与实践——以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为例

<正>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新时代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职责使命。公安院校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和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队伍建设的源头与基础,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公安行业特色。随着公安教育训练改革的持续推进,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各公安院校高度重视合作办学工作,不断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丰富合作办学内涵,将合作办学工作贯穿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全过程,     

辽宁省会展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辽宁省会展业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辽宁省发展会展业的对策建议,对辽宁会展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索,为加快打造会展强省提供决策参考。     

航空服务意欲“飞得更高”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和多家企业合作,共同推出以95131中国航空云服务监管平台技术为承载的航空运输代理企业电子认证服务系统.提供航票验真、售票点监管、网上售票信息、三网融合、一号同行等服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旅客需求的升级,中国航空的服务领域必将不断拓展.服务品质也将不断提升。     

连城县人大代表关注高优生态农业发展

2011年1月6日,连城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县人大代表到文亨乡开展高优生态农业发展工作调研,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汇报、项目业主情况介绍,实地到文亨林场油茶示范片、150亩连片生态农业种植项目基地察看等方式,深入了解油茶、红衣花生等高优生态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政府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责任与对策

当前,公民网络隐私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仅仅依靠个人自身的力量防范和抵制这种威胁远远不够。源于公民权利成立起来的政府,理应肩负起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责任。根据网络社会的发展规律,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护网络隐私的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政府在保护网络隐私权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及时出台相关保护网络隐私权的行政立法、成立专门的网络隐私保护机构、支持网络隐私权保护技术的研发利用、促进网络行业的自律发展以及加强网络道德教育,从而实现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论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鲜明特色,贯穿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各个方面。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凸显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落实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需要从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完善法律法规、改革政绩评价办法、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入手。     

被误解的争端——中国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

本文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过程,并分析小产权房现象背后的制度实质。我们认为:城市化是空间商品化和空间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既有的分配格局和市场结构造成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历史机遇。小产权房反映着中国地产非正规市场中的私人行动者试图挤入空间商品化分利格局的过程,它挑战了既有的生产及分配规则,引发了诸多困境。如果承认这种挤入,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在一些领域的被分割,会带来连锁反应,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统一的、单一制政治模式。如果不承认这种挤入,就意味着空间生产中私人权利的不完整。中国和美国等土地私有国家面临不同的困局,要跳出困局需要放下表面化的意气之争并作理论层面的厘清。令人感叹的是,与困境同行而来的还有契机,空间的商品化让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制力量携带了更大的资本动员能力,这种强制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分化并促进社会整合。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研究述评

政府绩效是行政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的根节点,基本涵盖了政府管理的关键问题。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政府管理决策、业务流程再造与机构职能转变的有效抓手,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15年国内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且已形成以高等院校为主的研究团队,核心作者的研究影响力突出,但在领导干部绩效考评、公共政策绩效与公共项目绩效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的系统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应用性评估研究亟待加强。     

干部容错:制度机理、掣肘因素与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干部容错实践经验,掀起了制定容错机制的热潮,出台了大量有关容错机制的文件。但是从实施层面仍然面临着问责制度与容错机制关系没有理顺、干部队伍中试错容错风气不浓、社会舆论压力大、机制设计不完善等问题。为此,需要国家层面出台专门性的容错法律法规,协调好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问责制度关系,通过适当的公开方式引导公众参与,限定容错范围、避免容错机制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