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生命——写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

许多人对于生命的重新审视是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开始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样，每天过着平凡而又琐碎的生活，从未静下心来对生命有过认真的关注和思考，直到2008年5月12号……     

加拿大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独特性及挑战

“像这样经营一个组织有时真的令人感到心烦。要尽力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寻找能够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的资助者及优秀的志愿者帮助我们，这些都不是一件易事。”     

正在形成的权力均衡：尚存的单极、不稳定的多极和未经检验的无极

正在形成的权力均衡至少可以分为以下这几种模式或情况，它们可能各自单独形成也可能彼此结合共同形成。它们是：一超多强模式（Uni-Multipolarity Model），合作或对抗的多极模式（Cooperative or Adversarial Multipolarity），无极模式（Nonpolarity Model）。以上三种未来的模式已经集中涉及到了尽可能多的可观察到的多极趋势。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对多极的定义可能并不相同，各自选择达成目标的路径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对多极松散的定义仍然是中俄双边关系的坚强基石。     

“缓和政策”及其批判——基辛格、他的批判者以及他们对21世纪的遗产

基辛格有关缓和的概念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论设定了基调。他希望通过和苏联改善关系、促进稳定和合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基辛格从不否认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优越性,但他并不把它们当成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基辛格的缓和战略思想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国际力量,也激发了对美国对外政策道德性的思考。这促使里根政府更重视对美国式理想的诉求,同时并未放弃基辛格有关运用美国实力的信念。当今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更好地把"缓和"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把基辛格和里根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而这就是他们给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留下的遗产。     

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修订版）

本书反映了维特根斯坦从重返剑桥直至去世期间（1929-1951）对伦理学、哲学性质以及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等人类基本问题的独特思考。书中收入的五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几乎涵盖了维特根斯坦所关心过的重要问题，从语言、逻辑和经验，到伦理学、美学和人类学，     

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本文案例启示: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有其特殊的表现,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人身伤害及双方临时起意互相挑衅的互殴行为进行妥当认定,以正确适用法律,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     

改革的反响:美国地方政府形态对公民参与策略的影响

为了验证政治型政府要比行政型政府更少地引入公民参与策略这一研究假设,论文对美国32个州中居民超过2.5万的91个城市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研究者要求调查对象识别多达16种的公民参与策略。论文反驳了认为政治型城市的官员比行政型城市的官员使用更多的公民参与策略的传统观点。该研究的完全OLS回归模型(样本量N=91)预测,行政型城市比政治型城市所使用的公民参与策略数目要更多一些,该结果具有边缘统计显著性。第二个OLS回归模型(N=53)显示,当城市人口超过5万时,行政型的城市政府结构和公民参与策略之间的统计稳健性会明显增强。对该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与城市职业经理人和工作人员在强化公民社会的网络和在21世纪美国"递送民主"方面的努力有关。     

城西法院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显成效

5月14日上午，城西区人民法院首次对五起符合快速办理机制适用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开庭审理，同时针对这五起案件，该院在官方微博上进行了庭审直播。这五起轻微刑事案件类型分别为盗窃（含扒窃）和贩毒，由副院长吴宝宁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刑庭全体干警及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到庭观摩了庭审。五起案件从开庭至当庭宣判用时不到一个半小时，体现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高效率。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本文从哈萨克斯坦的实例出发，考察单个国家利用制度竞争吸引外国投资产生的一系列决策的差异性问题。它主要聚焦于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效果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正规经济制度发展和实施的推动力。哈萨克斯坦的例子展现了这二者相对重要性的转变对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产生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层面在制度竞争中的相对重要性。     

寻求负责任的财政分权政策

在过去的30年里，当中国高速发展始露端倪之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着手实施（或至少接受了）向次国家级政府分权的理念。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中的这些转变将造福于社会。而此类改革中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财政分权后，次国家级政府在何种程度上是“负责任的”，以及怎样的政策工具能提高这种责任性。论文视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一个两维概念，并回顾了责任工具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在理想情况下，地方政府均对当地居民和中央政府负责。尽管呼吁和退出往往被视为地方问责的最主要机制，但也有文献提出诸如公民社会、参与方式和媒体等机制也起到了作用。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责任一般通过某种财政审计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论文概略地总结了在中国行政环境中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