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思考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总量不足、分配失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我们必须认真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解决。     

村务公开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

由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错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很难走上制度设计的理想轨道。本文通过一个村庄的典型案例,说明村务公开的推行促使村落政治权力中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取代了党支部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还原了村民自治的本来面目。     

法治中国新气象——代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侧记

依法惩治犯罪、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公开、打造过硬队伍……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依法审议"两高"报告。代表们认为,过去一年"两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积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有力推动了法治中国新进步。围绕报告,代表们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代表们希望,在新的起点上,"两高"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法治建设中     

戴仲川：议案建议见“功夫”

3月3日傍晚,当记者见到来自福建的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时,经过长途跋涉、尚未卸去旅途疲惫的他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除参加福建团的例行会议外,修改议案、建议文稿让他忙得不亦乐乎。身为法学教育工作者的戴代表,总是希望自己领衔提出的议案、建议能够更加准确、成熟。作为一位已经履职多年的老代表,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两会＂节奏。在过去的8年间,他每年都会向全国人代会提交议案和建议,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关注民生大事的取向没有变,一丝不苟、深思熟虑地撰写议案、建议文稿的态度没有变,字里行间尽显＂真功夫＂。戴仲川是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长期从事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或是通过参加代表集中视察、调研,或是以泉州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身份,利用业余时间走访社区、深入工厂,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百姓的心声、呼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议案和建议。     

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

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社会稳定模式的转换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可将社会稳定分为统治型与治理型两种模式。在现代社会,国家制度建设、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及治理型稳定的实现,三者是同一过程。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运动式的、非制度化的“维稳”模式无法适应构造长期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推动社会稳定从统治型转向治理型,其内在机理是：实现国家自主,规避“掠夺型”或“俘获型”国家现象;实现社会自律,增强社会自组织、自调控的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程序化互动,保障两者之间的互促性均衡。     

论警校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正当前我国警务形势的严峻性,要求公安队伍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化素质。而作为公安队伍的力量源泉——警察院校,面对这一客观需求,应如何调整师资队伍发展方向,是各级公安院校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基于警察院校师资队伍现状,明确师资队伍的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建设,为提升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提供有效参考。一、警察院校师资队伍现状当前警察院校师资队伍基本上还延续着学历教育的建设模     

把每一项建议都办成精品——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交办会侧记

8576件代表建议,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在深化改革的元年,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在前不久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交出了这样一份沉甸甸的履职成绩单。这些建议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涵盖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方面面,反映了全社会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愿望。     

人大监督拧紧江西崛起的“发条”简

“整改工作整体情况,满意32票,基本满意11票,不满意1票,4票弃权,满意度89．6％。”“关于进一步下放中央预算内小项目审批权的问题,满意32票,基本满意11票,不满意5票,满意度89．6％。”     

从差序格局走向团体格局——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学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解体,乡村社会结构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团体格局成为一种应然选择.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是建构团体格局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农民组织化既有利于完善乡村政治过程、优化政治关系、培育社会资本,而且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