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警务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 ,我国公安改革特别是警务改革中还存在没有完全纳入追求效益的轨道、没有形成整体推进的态势、改革规划缺乏科学依据、改革理论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改革的最大难点是触动某些个人和部门的利益。 2 1世纪我国警务改革的总体思路与主要趋势 ,可以从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等 13个方面去把握。     

论罪犯的受教育权

罪犯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罪犯的受教育权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但是，罪犯的受教育权和社会一般公民的受教育权存在着诸多差异。目前，罪犯的受教育权未能真正实现有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对罪犯受教育权的保障，可以借鉴他国经验，从制度和具体措施上予以保障。     

警察勤务机构(下)

归结起来 ,各国的警察勤务执行机构有以下几种运行模式 :静态散在模式 ;动态集中模式 ;散在、集中并用模式 ;弹性运行模式 ;混合编组模式。警察勤务执行机构是警察勤务的执行主体 ,因此 ,警察勤务的科学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警察勤务执行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是否合理、科学。如何改革我国警察勤务机构 ,特别是警察勤务执行机构 ,公安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但同时也应该密切注意国外境外警察勤务机构运行模式及发展趋势的改革动向 ,并适时加以借鉴。关于派出所存废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就是主张警察勤务执行机构采用散在制还是集中制模式的讨论。可通过合并一些小派出所 ,经过逐步改革向废除派出所方向过渡。警察勤务机构问题是警察勤务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是警察勤务改革中最先遇到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关乎着警察勤务改革的成败。     

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逻辑、问题与路径

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机关党的政治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坚守政治定位,提高政治建设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坚守政治建设正确方向;严格落实党内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立场,保持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纪律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明确职责,抓住重点,全面提升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     

规范警务操作 减少人员伤亡

在警务活动中,为了减少公安民警的伤亡,应该规范警务操作内容,针对突发治安事件成立专门的“特殊任务警察队伍”,合理运用搜查手段,减少因使用杀伤性器造成的伤亡。     

警察勤务的方式

各国警界选择并运用警察勤务方式的根据与警察体制模式 (大陆派警察模式或海洋派警察模式 )以及警察勤务风格 (集中制、散在制、集中散在并用制 )有关 ,更与能不能提高警察勤务效果有关。一般说来 ,对警察勤务方式的研究就是指对警察外勤勤务方式进行研究。其主要勤务方式分为个别勤务和共同勤务两类。个别勤务是以警察个体承担勤务的方式 ,主要勤务方式是指勤区查察 ,主要工作项目有户口查察、社区治安调查、促进警民关系、为民服务及宣传政令等 ;共同勤务指由警察局、警察分局或派出所内警员按勤务分配表轮流交替互换实施的勤务 ,勤务方式有巡逻、临检、守望、值班、备勤     

未来警察勤务改革趋势

下一步的警政改革必须是在推动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与此相联系 ,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推动警政改革的动因。指导警察勤务具有较大指导意义的是“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未来警察勤务将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 ,改革的走向应该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警察部门对其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规划警察勤务 ;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察勤务的社会化。     

警察勤务的发展历程及其改革动因

警察勤务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古代社会官方治安勤务与群众自治性治安勤务并存阶段 ;早期职业警察原则性规划 (粗放经营 )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2 0～ 30年代的机械性规划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 6 0～ 70年代创造性 (理性化、人性化 )规划的警察勤务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的社会化警察勤务阶段。     

指纹识别技术应用产品拒真率与认假率测试方法研究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公安部行业标准《指纹防盗锁通用技术条件》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针对生物特征识别性能参数和试验方法的制定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学和统计模式识别方法的配置轮换和等效标准指纹数据库变换的检测模型，实现了利用有限规模的资源，科学公平地测定通用指纹识别模块的拒真率和认假率参数的目标。初步测试结果表明，这种方案可操作性强，不仅适用于指纹防盗锁产品的拒真率和认假率指标检测，亦适合于其它指纹识别技术应用产品的识读指标检测。     

从自发走向自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嬗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但我们仍能够看到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重视,使得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经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转变,即:从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化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这不仅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