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激活班组这个“细胞”

如何激活班组这个细胞,历来是生产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在班组这个企业的“细胞”中,班组长应是“细胞核”,是全班人员的排头兵和领头雁。班组长能否胜任,班组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     

拉桂节的传说

西藏拉孜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南岸,有一条10余公里长的山沟——芒布沟。这里溪水长流,土地肥沃,不仅景色美丽,而且有许多迷人的传说。 在这条山沟的尽头,有一座高高的雪山,山上白雪皑皑,终年不化;山下有一个美丽的湖,相传变化无常。很久以前,一位藏族牧民来到这里,突然发现     

不同起跑线上的竞赛——论改革中的陕西和陕西的改革

形势优势趋势——从全国看陕西 曾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中游的陕西,在改革的历史性竞赛中远远落后了。这绝不是一般的落后:当我国在世界的座次上艰难地向前挪位,开始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时,陕西在我国的座次上却一步步向后退位。 1978年陕西工农业总产值尚占全国的2.34％,居第16位。1983年降为2.09％,退居第19位。1986年又降为1.87％,是全国第20位。1986年陕西工农业总产值是282.37亿元,而江苏高达1458亿元,比陕西整整高五倍。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3元,陕西为134元,江苏为155元,基本等同。     

厦门特区离婚问题的现状及其发展

<正> 笔者不久前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的婚姻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由于地理范围的限制,反映的情况虽有其局限性,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我国经济特区离婚问题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给我们以启迪。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我们查阅的该区法院1979年—1985年前后审绪的454件离婚案卷,分析离婚问题的现状及其发展。一、离婚案件的基本情况 1.离婚者的年龄。在离婚案当事人中,31—35岁年龄段的占第一位。1979年—1985年分别为16.65％、30％、30.49％、24％、37.76％、30.18％、33.8％。41—     

锦河南岸好地方

锦河南岸好地方张明海，汪辉煌赣中大地有条美丽的锦河，它流经高安，把个闹市劈为两半。坐落在南岸的江西省高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在这方土地上维护安宁，功勋显赫，口碑渐丰，市、镇“人大”组织年度执法检查，满意率达百分之百，难怪该所冲出地、市，在今年１月捧回...     

影响台湾问题早日解决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奋斗的目标，是当代中华儿女的最大心愿。自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以来，中国政府为促进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作了不懈的努力。１９８１年叶剑英提出了对台政策的“九点建议”，接着邓小平又前瞻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大政方针，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１９９５年，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八项主张”，灵活地表示：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有可以谈。这些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尊重台湾的历…     

广州法医学会建设经验的探讨

<正> 广州法医学会成立于1981年,有会员600余人。二十年来,学会经历了队伍由小(150人左右)到大,业务由探索到逐步成熟和稳步发展的过程。总结经验有以下几条。     

解读"紧急状态"入宪

"紧急状态"写入宪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国家正确应对社会危机事件,快速、强有力地采取措施,提供了宪法依据.从价值层面上看,"紧急状态"入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在紧急状态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促使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宝;从理论层面上看,"紧急状态"入宪是我国抗击非典后的经验总结,也是适应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从实践层面上看,"紧急状态"入宪还只是应对公共危机的第一步,真正贯彻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款,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构建相应的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汉语“宪法”意义考正

古汉语"宪法"是"宪"的一个衍生语词,二者词义有很大程度的同一性。古人训"宪"为"法",多直解其义,未能尽疏其意。他们用"宪"称"法",初为特指先王之法或旧典,意为恒常有效、世代遵从之法。后词义扩展,"宪"多泛指各种法律,成为对"法"的一种尊称。在先秦,"宪法"有两种构词:一是"宪"与"法"同义连缀,泛指国法;二是"宪法"作为一个偏正语词,"宪"是"法"的修饰词,"宪法"有"显法"或"常法"之义,但无"根本大法"或"最高法律"之义。秦汉以降,"宪法"皆属同义联合语词,泛指"国法"、"王法"、"法制"、"刑法",有时还指称一种治道与治法,但仍无"根本法"之义,仅蕴涵着人们对法的一种敬意。     

中国的条约缔结程序与缔约权 ——以《缔结条约程序法》立法规范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有关"条约"的概念与分类使用较为混乱。受制于《宪法》的规定,《缔结条约程序法》未规定中国国家主席的主动缔约权,由此造成了立法与实践的脱节。同时,由于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中有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条约方面的权力存在错位,进而导致条约与国内法关系难以厘清。因此,完善《缔结条约程序法》,应构造以《宪法》为核心的国际法立法与国内法立法体系,使两个法律体系在立法程序上实现良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