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振兴视域下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途径，而技术治理为“零污染村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通过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相互协作与共同应用来达到生态振兴目标。“零污染村庄”的自然技术治理逻辑体现为以清洁生产技术为起点、以污染预防技术为承接、以资源循环技术来发展、以垃圾处理技术为末端，进而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效益。“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治理逻辑则以组织技术、制度技术、教育技术、法律技术为主要内容，形成一个“主体—规则—知识—服务”的治理体系，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环境治理优势，未来需要构建以治理理念、治理场域、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治理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目标。     

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治理是一种将技术导向政府治理的复合治理思路,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满足多元化服务、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政府驱动、技术驱动、市场驱动、社会驱动是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治理的动力机制。作为一种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战略模式,智慧治理有利于优化信息资源、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治理效能、提供精准服务。尽管如此,智慧治理依然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缺乏人文关怀等困境。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提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实现机制研究——以杭州市“民呼我为”数字治理平台为例

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是城市社会治理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数字政府平台的建设要立足技术治理与民意互动，打造数智平台统一收集民意、创新数智场景赋能为民办实事、设置数智模块实现联动督察考评等运行逻辑，重塑群众诉求受理回应机制、拓展民意管理实践内涵、健全民意回应制度体系，实现数字政府的“整体智治”。当前数字政府平台存在“软性”条件建设滞后、代表性“风景”不足、弱势群体权利“被剥夺”、使用不够便捷等问题，需优化平台建设、深化模块应用、强化数智赋能、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数字政府“整体智治”的功能绩效。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杭州市80后生育意愿的调查与思考

对杭州市80后的生育意愿的深入调查与分析发现：在杭80后基本都有生儿育女的观念，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满足亲子感情及家庭完整等高层次精神需要突出；生育女性的偏好略大于男性；理想子女的数量为一个，更注重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晚婚晚育普遍，奉子成婚开始流行；开放生育政策对80后的生育意愿影响不大。     

项目制: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逻辑

基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社会治理实践,从项目制的视角解释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的有限性、组织的灵活性、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周期短和"发包—抓包"的制度链接等特征;其实践逻辑包括:既突破了政府、社会及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从经济企业家到社会企业家的身份转型,又将"一刀切"的制度规范转化为本地化、多样化的创新实践,实现了跨部门协同治理。尽管如此,项目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也存在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地方政府的寻租腐败、政府的碎片化治理行为、项目制供给"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因此,唯有合理配置项目资源、建立有限政府、实行整体性治理以及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和方法,才能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绩效。     

未来社区的高质量治理：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未来社区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形式。应用“形式—条件”的理论框架,从“新空间—新服务—新治理”的三维视角解读未来社区内涵,体现出结构保障、制度支撑、技术驱动、服务导向、系统推进的运作机理。尽管未来社区治理促进了现代社区治理效能,但仍面临着制度、技术、管理、参与、成本等方面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政府与市场、技术与服务、社区与居民的关系。为实现未来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融入居民需求、引入本地文化、实施分类治理、提供优质服务、明确评价标准等组合方式来满足居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目标。     

新型智慧城市的整体智治路径研究：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的视角剖析

智慧城市整体智治的实现路径可借助行政生态学中“情景—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剖析。新时代伴随城市治理任务激增、城市治理难度加大、城市治理风险上升等情境变化，城市治理呈现由智慧城市（Smart City）向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再到新型智慧城市（New-Intelligent City）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新型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主动调适，在科学制定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加强政府引导、激发市场活力、建设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促进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共享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取得了促进城市发展方式变革、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提升城市现代治理能力和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效果。整体智治深度回应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治理与发展需求。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整体智治路径应推动条块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型、人工治理向智能治理转型、后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型、粗放治理向精细治理转型、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