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国 汪进元：司法制度当融入民主参与理念

在传统的司法模式中,司法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权力,以法律规则的守护者和公益代表自居。当多元社会出现后,面对公众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多元化时代要求司法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承认行为模式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寻求一种能够整合多元价值和协调多方利益的司法体制,以促进不同利益主体问的相互理解,从而实现合作与共赢,这是当今时代对我国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司法改革要明确目标重细节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也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自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弹指一挥15年过去了,中国司法迎来了它的新一轮改革,其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正渐渐清晰。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司法改革向前迈进的重要时期,此番改革的成果也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更新刑法观念 服务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刑法”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为了探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我国刑法所面临的各种宏观与微观方面的问题,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与上海市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1993年5月3日召开“市场经济与刑法”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代表有七十余人,共有近三十篇论文参加了交流,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到会并作了讲话。现将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刑法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设计

影响刑法效果的因素是诸多方面的,但主要通过立法、司法及现存法律文化各个环节而得以表现。这些环节中各主要因素本身的误差和相互间的负向效应。造成了刑法效     

斡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理论展开——以陆来富受贿案终审裁定为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斡旋受贿是受贿行为中的一种,但是,在具体界定斡旋受贿与一般受贿之间界限标准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素有“制约关系论”与“制约关系否定论”之争。这一争论对“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及对受贿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关于建立多级审判解释体制的构想

目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解释主体的混乱和不一，就是其中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才享有司法解释权。对此，刑法司法解释权当然不能例外。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有“两高”单独或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而且还出现了它们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依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     

《社会保险法》生效 有望为工伤都疗伤

《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7月1日生效。《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对此,北京市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由于企业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导致工伤工人享受不到医疗待遇的事情有望减少。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十保障律师权利，纸面法律还需付诸行动

不过,长久以来,“公检法是一家”的思想在司法界甚为流行、根深蒂固。实际状况是,法院与控方（检察、公安）常常“走得很近”、关系密切,在案件的研究、讨论等方面几乎没有更多的避讳与禁忌,经常可以相互交流、互通有无,     

“公务礼品”处置应更加规范

国家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因公务活动接受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礼品、礼金应当如何处理,这在国家的行政规范和中央纪委的文件中曾经作出过多次规定。最严厉的当属现行刑法的第三百九十四条,这     

当勇于公开案件“过问”实情

公开透明是检验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接受民众监督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中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向社会和当事人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切实保护公众的知情监督权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