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举报要及时更要慎重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于是,人们又把目光回溯到刘铁男被举报的时间点上。那时,正是刘铁男随中央领导在俄罗斯公务访问期间,《财经》杂志副主编、记者罗昌平在网络上曝出诸多“事实”,随后又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其存在严重的违法并涉嫌犯罪行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

从我国基本刊事政策的演进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正向价值,它不仅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也为刑法机能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某些形式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及其实际把握仍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及时推进刑法文本的修订,合理利用现有的刑法资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摆脱实践困境的主要路径。     

更新刑法观念 服务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刑法”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为了探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我国刑法所面临的各种宏观与微观方面的问题,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与上海市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1993年5月3日召开“市场经济与刑法”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代表有七十余人,共有近三十篇论文参加了交流,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到会并作了讲话。现将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刑法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设计

影响刑法效果的因素是诸多方面的,但主要通过立法、司法及现存法律文化各个环节而得以表现。这些环节中各主要因素本身的误差和相互间的负向效应。造成了刑法效     

斡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理论展开——以陆来富受贿案终审裁定为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斡旋受贿是受贿行为中的一种,但是,在具体界定斡旋受贿与一般受贿之间界限标准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素有“制约关系论”与“制约关系否定论”之争。这一争论对“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及对受贿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视。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关于建立多级审判解释体制的构想

目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解释主体的混乱和不一，就是其中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才享有司法解释权。对此，刑法司法解释权当然不能例外。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有“两高”单独或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而且还出现了它们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依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势在必行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     

立法削减死刑应走循序渐进之路

<正>《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提请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初审之后,开始向社会征询意见。对此,法学界、司法界与普通民众正通过各种途径反映自己对刑法修改的意见,在有关刑法修改     

宫闱秘史：谁夺走了皇帝们的初夜权

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几乎所有的皇帝、小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幸过女人，有着熟练的性经验，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     

官员“从宽发落”须“依法司法”应对

近日，一条关于国家公职人员贪腐、渎职犯罪被普遍从轻量刑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关注。11月20日中央电况台新闻频道还特地为此做了专题节目，分析原因，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