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为有艰险多壮志

受世界经贸形势影响,2001年我国外贸形势并不乐观,与上年27.8％的出口增幅相比,出口增长将至少回落20个百分点。 分析2001年的外经贸形势,主要呈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受世界经贸大气候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增幅双双回落。由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同时衰退,世界经济的增幅仅为2％左右。在此大背景下,已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的中国,其外贸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有关部门甚至认为这种影响可能超过亚洲金融危机。     

倾听主人的呼声——郑州市启动市长接待人大代表活动日制度

今年5月20日，是郑州市人民政府建立“市长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日”制度后的第一个接待日。上午8时半，郑州市人大代表陈蕾、郭明礼在市政府会议室，就广大市民关心的防治非典、治理“胡喷”(指随意乱写乱贴)、限制养犬等问题，向市长王文超“真情告白”，得到了市长认真负责的答复。     

股票市场跌宕中正本清源

对中国股市来说,2001绝对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不要说股民,就是不炒股的百姓也多少能感受到这一年中国股市的起伏跌宕、唇枪舌剑和大喜大悲。 这是股市大起大伏的一年,是评价十年股市、探讨未来发展方向的一年,也是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制度设计日益市场化国际化的一年。B股的对内开放,退市机制的创建与完善、创业板市场的搁置、开放式基金的登场以及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出台与暂停等等,共同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最丰富跌宕的2001年。     

竞争不对等:预算约束继续软化之原因

记者: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虽然放权让利式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有企业在经营和效率上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如何衡量企业经营好坏这个问题上,政府监督企业的成本十分高昂,企业的赢利和亏损并不能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一些政策性和历史性的问题为企业开了预算软约束的口子,这里想请您谈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具体内涵.     

对过去认真,方能对未来负责

战后一甲子,日本觉得自己有理由挺进"正常国家"之列,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理由有三:一是日本是美国之外给联合国提供会费最多的国家,年提交额度差不多占到联合国全部经费的20％;二是其曾经和正在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日元贷款,帮助后发国家发展:三是派兵伊拉克帮助"维和"。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日本觉得自己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理应成为常任理事国。上述理由,在其日元外交及美国的提携下,居然得到了包括     

对外开放总体格局进一步完善

以１９９７年为界，我国外经贸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变化：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周边国家经济动荡；二是国内初步形成买方市场。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两大变化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也确实给这一领域的发展造成了短暂冲击。但是，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扩大出口、鼓励外资进入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很快便驶出低谷，重新走上了持续增长的轨道。 统计显示，从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９年，我国货物贸易增长了１．２８倍，总额已达３６０６亿美元，外贸排名由１９９５年的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九位、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１９…     

“脱钩”与“改制”是前提

民航业同样适用于一般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具备更多的行业“特殊性”。只有在“脱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制”，民航业重组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农":休养生息2005

休养生息不仅指减免农业税,而是更广大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涵养与扶持。2004年,中国农业划出了一条漂亮的上行曲线。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进展:粮食生产超额完成了既定的4550亿公斤目标,5年减产局面一举扭转;农民收入增幅也罕见地超过城镇居民,1-9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0元,实际增长11.4％,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4.4个百分点。     

都市里的编外“村”——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采访实录

东边的天际刚刚出现第一抹朝霞.“有破烂的卖?!”一声声夹带着豫、冀、皖等地口音的吆喝此起彼伏,响彻北京城东北角酒仙桥一带的通衢僻巷.聚居在这一带被称为“破烂村”里的外地人,开始了他们每天拉网式的收破烂行动.同一时刻.京城东南角“浙江村”的金欧皮服市场院内,一间间作坊的门窗次第开启,露出打工仔、打工妹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倦容.清甜的晨风中,顿时掺进一缕缕刺鼻的牛羊皮革味.在京城西面甘家口的增光路“新疆村”,二十余家新疆餐馆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们,纷纷张罗着开门起火,洗涮牛羊肉,准备着新的一天的生意.京城西北角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此时此刻却正是“黎明静悄     

“剪刀差”未缩小有缘由

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下一步变革的关键持续的扶衣惠农政策下,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仍在扩大。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此前三年(2004-2006)的数字分别为3.21:1,3.22:1和3.28:1;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这一比例为2.57:1;这一数字在1983年达到最小值为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