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情系西部发展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适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观澜索源,我国西部的发展从50年前开始就得到中南海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中后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扭转近代以来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格局,在重点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思想指导下,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尤其在“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把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推进。在投资方面,“一五”和“二五”计划时期,     

“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前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路径探析

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深邃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党的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在当前,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最根本的途径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根据新世纪、新任务和新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希望能为今天的探索有所裨益.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特点比较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轨道上 ,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具有各自的发展特点。探讨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的异同 ,对于在 2 1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新时期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贫困生问题是高等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帮助贫困生解决实际困难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要在把握贫困生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贫困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工作,将助困与培养能力结合起来,寓育人工作于帮困之中。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

建国以来,中国私营经济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从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春天,从此中国私营经济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时期。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设计

发展党内民主涉及的内容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在当前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种有关制度,做到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这样才能使党内民主的结构和功能更加科学、合理,使党内民主的制度更加规范、有效.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     

一般监督制度的中国流变及形态重塑

一般监督为苏联检察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垂直领导制为保障,面向多元监督对象和程序性的监督方式。我国在引入一般监督制度之后,对其进行了符合中国法制要求的制度设计,在立法中以具体职权予以表述,并为1954年《宪法》所确认,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运行机制。在中国实践中,一般监督制度效果有限,存在诸多不符合中国法制发展的困境,在1979年被立法所取消,1982年《宪法》对此也进行了宪法确认。此后,中国基于制度价值和功能将一般监督职权配置到多个机关分别行使,对一般监督制度进行了中国重塑,形成了以人大监督为统摄、法律监督为核心、监察监督为重要内容、行政复议机关法制监督为重要补充的现代制度形态,并将其置于整个权力监督体系之下,使其持续发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功能。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探究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镜鉴古今政治得失、远瞻世界演变形势、立足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忧患意识的创新论述,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面对新征程新使命,全党要做到知危图安,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打好化险为夷的战略主动战,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机制及其法治化路径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为法律基础,并形成了以决策机制、关税同盟、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联盟运行机制。在具体运行中,由于大国政治、经济因素,决策机制出现了俄罗斯主导倾向,关税同盟存在着统一关税执行难、关税分配不平衡的困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主权冲突问题。发展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将其运行机制朝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包括夯实联盟运行的法治化基础、强化主权平等下的决策机制、利益合理分享的关税同盟,以及联盟与成员国司法权平衡。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具有极大影响,在法律框架下将两大项目对接是共同发展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共赢的法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