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木材上凹陷类工具痕迹中特征稳定性的实验研究

工具痕迹在侦破案件及物证鉴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工具痕迹中的细小特征经常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木材客体上的凹陷痕迹,特征往往有一定变化。研究这些细小特征的变化规律及稳定性,是工具痕迹检验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5对木材上打击凹陷痕迹、撬压凹陷痕迹的细小特征尺寸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得到了木材上凹陷痕迹的特征与工具上特征的相关性、线形关系以及木材上凹陷痕迹特征变化的置信区间。研究表明,木材上痕迹的细小特征尺寸与工具上细小特征尺寸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纯粹法益保护论的不足——以刑法伦理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法定刑的立法在司法实践层面缺乏支撑,纯粹法益保护理论不能为此次修法中不改变罪状便大幅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为弥补理论不足,刑事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还应当考虑到刑法伦理。刑法伦理是凝结在法律中的大众法感情,其要求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注意到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形成不同的立法态度、罪状描述模式等;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特别是裁判活动时注意刑法伦理性与刑罚伦理性,保证罪刑相适应。     

交通警察警务执法遇袭伤亡防范研究——以警力增长为视角

交通警察警务执法遇袭伤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危害性。交通警察警务执法遇袭伤亡与交警队伍警力不强有很大关系。交警警务执法遇袭伤亡防范应着重加强基层交警警力增长建设。     

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粗略、概括、模糊的特点,引发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对于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讨论。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在于:在立法利益格局上,执法部门处于垄断地位且相互博弈,而公众缺乏参与机会;在现行制度和理论上,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两者均不妥适;在系统性法律架构中,缺乏有效的隐私权保护、国家赔偿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救济。这些瓶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制度支撑被强行打破,而应当在相对合理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技术侦查规则的细化来实现,最终达致整个技术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2013年“两会”：防灾减灾备受关注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民意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春天的盛会里,亲历和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论国事话民生,“两会”期间防灾减灾问题是关注领域之一。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做好气象、地质、地震等方面工作,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基层民警心理压力及其调适

基层民警心理压力及其调适民警的心理压力超负荷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关注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目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专家认为，公安工作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具有其独有的职业特性。警察作为国家机器，重要性显而易见。“在众多的领域里，它的现代化的、合理化的运行形式使许多成就成为可能，毋庸置疑，任何其他方式的社会化合作都不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取得这些成就，哪怕仅仅是接近这些成就。”[1]据心理学研究，警察仅在任职头三年内耳闻目睹的丑陋现象和感受比普通人一生中见到、感受的还要多得多。在所有应急性职业中，警察的工作所承…     

次区域权力结构与威胁认知:老挝外交选择的动力

老挝的对外政策选择有深厚的安全动因,次区域权力结构和威胁认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当面临次区域内国家的威胁,需要选择外部依赖对象时,对象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能性而非单纯的实力是老挝考虑的主要因素。本文以1827年阿努王起义和1977年之后老挝外交政策选择为案例检验了上述假设,认为,泰国与老挝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挝对越南、中国的外交选择。     

中等收入群体的“医疗焦虑”

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当前中等收入群体仍面临医疗等支出过大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供给侧改革滞后,激励机制扭曲、供给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保障水平不足、保障形式单一化,这些因素都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在面对医疗服务和医疗支出时出现"医疗焦虑"。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深化医药卫生领域供给侧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有效缓解"医疗焦虑"。     

论述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的佳作——简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从1996年为解决边镜互信而建立的"五国机制"发展为今天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政策分析及治理模式重构

基于第四次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发现,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仍然存在供需失衡、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为此,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各地也进行了各种模式创新,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底层治理结构与其供给特征存在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重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底层治理结构,改革当前过度行政化的治理模式,构建社会化的治理模式。这一社会化治理模式的特征有:一是社会化的服务供给结构;二是在政府与居民、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社区组织平台;三是形成政府、社会、市场有机合作的治理模式;四是要有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