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朝鲜核危机与日、韩、美3国协调体制

新一轮朝鲜半岛核危机正在挑战美国的反恐新战略。同时 ,朝鲜南北和谈、日朝平壤宣言 ,东北亚两大历史事件也冲击了美日、美韩同盟。在这历史性的转换中 ,日、韩、美 3国协调体制将从同盟向外交转换。构筑TCOG和KEDO的新协调体制 ,是这一转换的重要形式。     

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企业展现了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换的社会责任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欧美社会企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治理同步发展的过程。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这是社会治理的使命。本文基于营利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原则的分设与制衡来探索企业的社会存在、企业的"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理念如何向社区渗透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内含着的协同治理的路径。"社会企业"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日本养老金危机与政党走势——以2003-2007年国会选举为视角

2003—2007年日本国会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竞争态势下,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危机成为影响日本政党走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党支持结构已经由传统模式向业绩投票模式转换,可是,"中位投票者"偏好的政策构想,基本相同的养老金制度致使投票人无所适从;投票人希望候选人成为能确保投票人偏好的政策代理人,然而,5 000万份年金记录丢失,致使养老金危机转向政党危机。构筑让国民信赖的养老金制度是走出政党危机的路径。日本养老金危机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发展"的起源、变迁与政府转型——以"社会的经济"为视角

"发展"与市民社会同时兴起,"发展"是指市民社会内部、一种内发的变化过程,它以"社会的经济"来探求宏观的社会组织整体的变革.然而,随着"发展"的变迁、"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形成,"发展"开始带有强烈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企图,而强大的国家主义致使"社会的经济"几乎消失.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提出的"人的发展论",是各国政府对于"发展"所形成的共识."发展"与政府转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共治理——基于比较的视角以及启示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的新的治理结构.首先,本文从信度与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其次,从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来分析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从社会责任投资到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径;再次,本文把公司的社会参与纳入公共治理的空间,在那里,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社会正义以及对社区的忠诚;最后,对中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探索.全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爱国民主人士沈秉强

沈秉强先生是广东省民革代表人物,粤北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为人刚直,一生清廉。     

日美政府信息公开比较与中国“入世”后的课题

“安心国家型”日本与“信赖社会型”美国 ,这体现了IT时代政府运行的两种模式。日本信息公开法的实施 ,尽管从理论上确立了公众对行政事务的了解权 ,然而 ,政府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态势 ,政府信息透明度远远滞后于美国。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 ,日本与美国的比较对入世后的中国有深刻启示。     

日本公共部门民营化与NPO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疑

在新公共管理潮流的推动下,日本的公共部门从中曾根政权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从官到民"的改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以强化公共性为名义的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呈现出这样两种特征:首先,改革的真实动力源自政府财政困境,在"官制市场"中引入非营利组织NPO是缓解财政压力这一实质内容的外在形式;其次,NPO组织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以及对于政府资金的高度依赖,从而压抑着组织公共性的生长.为走出改革的困境,充分发挥NPO组织的应有功能,由"批判型"市民运动转向"政策提案型"市民运动可能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进一步培育民间主体,并建构各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使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并不仅仅局限于争取和接受政府项目委托,而是延伸至政策提案层面,从而彰显以NPO等社会力量为重要主体的区域治理的公共性.     

土地使用权与小康社会

保障以土地房屋为基础的公民产权制度,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制度路径。在中国,以土地房屋为基础的产权制度,是在土地使用权基础之上的一种产权形式。由于产权制度不明晰,公民很难享有一种可行的、从不合理的经济关系中退出或者避免进入的权利。在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实现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是保障公民产权制度的有效途径。     

日本的﹃战后﹄与年体制

日本的战后体制与战时的日本并没有断绝，日本的战时体制，即４０年体制，在战后仍然延续下来，并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例如，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主轴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日本企业，就是战时总动员体制，即４０年体制的产物。４０年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产组织；二是“共生”的概念。４０年体制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又成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从产业结构的转换、终身雇佣制的变革、规制的改革等方面足以说明，如何克服４０年体制，是日本当前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