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扬雄的治国政治思想

扬雄是西汉末年的官员以及著名学者，著有《逐贫赋》、《谏不受单于朝书》、《太玄》、《法言》等作品，其中《太玄》和《法言》集中反映了扬雄的治国政治思想。本文以这两本书为例，分析扬雄的治国政治思想。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论述：扬雄治国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扬雄治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扬雄治国政治思想的影响等。     

新形势下贵州减贫摘帽重点探讨

正"十一五"以来,贵州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社会参与、资金多元投入的大扶贫格局,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贵州贫困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二是农民增收难,增收渠道单一。三是农村公共服务欠账多的问题仍然突出。基于这种新的形势,贵州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摘帽不摘政策"的激励措施,极大地激发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本文就新形势下贵州减贫摘帽重点进行如下探讨。     

贵州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重大突破

现代烟草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部分，具备现代农业的基本属性，但又具有其独特性。现代烟草农业的内涵是指运用现代工业装备，先进适用技术、先进管理方法，通过加大生产要素投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陪产假”制度研究

"陪产假"作为一个实践中并不广为人熟知的名词和法律制度,一直以来并没有为男性职工所积极追求、为用人单位所严格遵守。"产假"之外,在女性分娩期另赋予男性合理期间的"陪产假"不仅对夫妻婚姻关系的和谐稳定,而且对于家庭的幸福,社会的文明发展皆具有重大意义。剖析"赔偿假"制度的内涵属性、法理基础和实在法的规定,旨在提升"陪产假"制度的效力位阶,与"产假"制度一起,共同促进代际亲昵、家庭关系和谐以及社会关系的良好发展。     

手续的规制与构造的路径——劳动形态多元化背景下集体协商机制的完善

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法的改革正在加速进行.最初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型的工业化社会所形成、发展的传统劳动法,已经不能适应近年来社会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带来的劳动形态多元化.目前有两种新的法学理论引人注目,一是欧洲的“手续的规制”理论,二是美国的“构造的路径”理论.前者以政治哲学为基础,后者以经济学为基础加以思考和构成.虽然基石不同,但都倡导对应劳动社会的多样化、复杂化的实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并在劳资协商中重视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两种理论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与融合,以实现劳动社会的公正和效率.借鉴上述理论,结合我国劳动法制的现状,有必要在劳动形态多元化背景下建立反映各种劳动者意见的分权的协商机制,同时劳动法的规制内容自身应由国家详细制定的事前规则向重视当事者的集体协商的事后规则转变.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困境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临着理念困境、文本缺陷与运行困境等三大困境。其中,理念困境在于救助主体施恩观念尚存,责任意识有待提升;救助对象公民权利意识薄弱,诚信观念淡薄;社会公众对贫困原因认识不清,歧视、排斥现象明显。文本缺陷在于规范缺失、执行程序失范、监督乏力以及自控机制缺位。运行困境在于筹资难、低保对象甄选难、家庭收入核算难、低保标准确定难与动态管理难共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农村低保制度的相关建议。     

冠心病猝死者心肌中SOCS-1和Bax的表达

目的采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1(SOCS-1)和Bax在冠心病猝死(SCD)者心肌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对SCD诊断的意义。方法 25例诊断为SCD者心脏样本为实验组,25例非心血管疾病猝死者心脏样本为对照组。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SOCS-1和Bax在心肌中的表达,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结果 SCD猝死者心肌SOCS-1与Bax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Uc值SOCS-1为5.830 6,Bax为5.573,两种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SCD组中SOCS-1表达阳性以上且Bax表达弱阳性以上有22例,而正常对照组仅有1例。结论 SOCS-1与Bax均可能参与了细胞凋亡的过程,检测两种指标在心肌中阳性表达,可以为SCD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且联合检测可提高SCD诊断的特异性。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若干问题探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监视居住的范围内增设的一种特殊的监视居住方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增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适用情形、执行场所和方式、执行监督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以正理解与适用。     

论侵权责任法上可得利益损失之赔偿

侵害财产权造成之可得利益损失之赔偿应当为侵权损害赔偿的内容。此项损失之赔偿应当满足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两个要件。其中对于确定性的证明应区别于积极损害,采合理确定性标准,但此项标准不适用于可得利益损失金额的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应细化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对于计算方法,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采公式法、差额法、类推法、酌定法等多种方法。对于计算标准,原则上采主观标准,但为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也可以采取客观计算标准。在计算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考虑假设原因并对赔偿责任予以适当减轻或免除。     

未成年人侵权、监护责任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侵权责任法》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规定遭到了不少理论上的质疑,以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为理论基础审视现行法律的规定确实有逻辑上的困惑,据此作出合乎逻辑的调整却未必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转换成监护责任的承担问题,重新审视现行法律会发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具有合理性。据以重构未成年人侵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