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著作权法对法人作品的保护：评王和平诉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著作权纠纷案

著作权(版权)的权属之争在有关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虽不比侵权类案件具有普遍性,但其处理并不象后者表现为对民法、侵权行为法的过多依赖,而是更多的依靠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自身调整,这就对法律实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阐释

从语义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社会主义”的诸多核心价值所构成的价值系统，该概念包含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体系性的——价值等逻辑层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既走向世界、同时又自主发展的精神旗帜；是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发展的理论基石；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有效防止非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化和保持执政地位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民均等受益、共享发展成果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既是尽快协调与平衡区域发展的需要,更是尽量满足全国民生幸福的需要,根本上是促进以人为本、亲民为民和科学发展的需要。这一深得民心的好政策需要在十二五期间乃至再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得到更大力度的推进。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相关分析

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首先就要摸清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政府运行还存在深层次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自身改革滞后；行政审批事项过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基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二是政府结构不合理：横向组织结构不合理，部门职能梳理不清、设置不当、交叉重叠，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纵向结构的层级过多、成本较高。三是政府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包括长期持续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突出，政府诚信受到很大挑战。目前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体制建设都还是一大弱项，有待大力加强。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对策探究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全球化平台,从教育的理念、内容、形式,到方法、手段、载体、机制等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既要勇于和善于吸取全球化带来的一切优秀成果和进步观念,又要防止和抵御各种腐朽意识形态和糟粕文化的侵蚀,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纪念格瓦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6-1967.10)牺牲40多年来,虽死犹生,每当他的生辰、忌日,古巴、拉美地区、世界各国都会掀起悼念、缅怀格瓦拉的热潮.他头戴贝雷帽、身穿T恤衫、双眼深邃凝视远方的伟大形象的照片、画像、塑像到处可见;歌颂他的唱片、宣传他英勇事迹的论著、描述他传奇式人生经历的各种版本的传记成为畅销品.他是当今世界最靓丽的明珠.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评价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没有死,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身心里".是的,格瓦拉没有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人格魅力,精神世界,反倒愈加高大.     

开启政府绩效管理与行政问责的大门

近年来,对于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不少专家学者做了许多理论探索,不少地方和部门也做了积极的实践。这些探索最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地体现出急功近利的超级实用主义:要么是热衷于以指标设计为起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探析

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立场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压迫性作了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压迫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集中体现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的压迫性在于其维护的是资本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     

故意类型与必然性认识的关系——兼论明知必然性虽不希望发生而仍让其发生的性质

刑法学界对于“明知必然性虽不希望发生而仍让其发生”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四种观点:一、间接故意说:认为“区分故意罪过的不同形式,只能以意志因素‘希望’或‘放任’为根据,而不能以认识因素‘可能’或‘必然’为转移”认为明知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可以构成放任,因此行为人应当构成间接故意。二、以直接故意对待说:认为这一故意类型既不是法定的直接故意,也不是法定的间接故意,在现行立法前提下,对其“应以直接故意对待”。三、直接     

论BOT的核心法律问题

本文认为, ＢＯＴ与项目融资的关系、特许权协议的法律性质以及政府保证的范围构成 ＢＯＴ的三大核心法律问题,并明确指出：ＢＯＴ作为一种特殊的私人直接投资,与项目融资有着本质区别,决非项目融资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ＢＯＴ基础协议的特许权协议,应属行政合同;而ＢＯＴ的政府保证,不仅应包括政府就有关政策、法律问题所作的承诺和担保,而且也应包括对投资回报率等商业性条件所作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