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对应性

论宪法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对应性秦前红（一）宪法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对应性关系形成的原因宪法和市场经济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但这种互动关系绝非是一种均衡、直接的对应关系。虽然市场经济决定宪法的产生、变化、发展，同时宪法对市场经济能动性地发挥制约、...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地位及法治化路径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共同体。在分析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剖析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根源,研究作为国家规则性制度变迁产物的新型农村社区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提出新型农村社区的法治化路径:明确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依据;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及运行机制;依法行政以支持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发展;加强引导以奠定农村社区法治化思想基础;加大投入以提升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水平。     

房地产市场行政规制与政府权力的边界

近来,为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国务院和一些地方政府陆续颁布了针对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控措施。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务院和一些地方政府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于2011年初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表现为限购令、限贷令和限价令。这些价格调控措施是各级政府为了稳定物价而出台的临时性调控措施,其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方面有其合理性,但也引起了学者的不少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这种临时性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具体体现为这些调控措施在调控主体、调控途径、调控效力等方面与相关法律规定尚有较大差距,有异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调控措施,因而有与宪法、立法法、价格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相抵触之嫌。这些调控措施具有临时性、应急性、强制性等特征,更接近于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从法治的角度考虑,这种临时性的调控措施应当适时退出,让位于规范的、作用相对持久的法定调控措施。基于此,本刊特组织一些学者对这些调控措施予以探讨。     

法院成为刑事诉讼被告引发的思考

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法院可以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从实践操作层面看,法院作为刑事诉讼的被告在实际审判中面临困难,这些困难通过立法的完善可以部分地克服。但是,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思考来看,法院作为刑事诉讼的被告可能引发若干宪政难题。这些难题应在现有制度空间内,通过立法修改或司法解释来寻求解决。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党政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规范路径研究

党政机关联合制定党内法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治现象，在我国有着较长的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党政联合立规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治化。党政机关联合制定党内法规在实现有效管党治党、节约规范制定成本、推动规则实施、推进国家有效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实践来看，党政联合立规主要存在于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以及党政同责等特定领域。基于党规和国法的分殊以及严格依法立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有必要从进一步明确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主体和范围、优化联合立规的制定和发布机制、构建更为刚性的监督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促进党政联合立规实现更高程度的规范化，助推法治中国建设。     

寻找建构违宪审查制度的新钥匙

重大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各种实际的政治力量的基本利益和容忍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前提。伊朗宪法所规定的、体现着一元化的政治机构领导和一元化的政治指导思想的监护委员会制度,可能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在现有的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由执政党严格控制的违宪审查机构,应该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更进一步地,这种掌握着核心权力的违宪审查机构的建立,能够为国家较低层权力运行的民主化建设拓出空间,从而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健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