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理的集中化研究——以庭审程序为中心

庭审是集中审理的关键,集中审理的主要内容是在开庭审理中得以落实的,审理是否实现了集中化也主要是在开庭审理阶段体现出来。对于我国是否实现了审理的集中化,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我国立法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     

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

近年来,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基础尚需深入了解。从对宪法性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基础进行分析,即是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以及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分析这一理论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国需要的不是发展对第三人效力,而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完善民事立法。     

制度化反腐的可能及其变异

<正>腐败已成为国人时下高频度聚焦的一个公共话题。腐败的痼疾如何得以根治,社会大众则是希望搜尽古今中外的灵丹妙药。惜乎希望并未转化为富有实效的成果,而前腐后继、新腐尤胜旧腐的事实屡屡让人柔肠寸断。其中颇为诡谲的是,一些在国外被证成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政府公开采购、民意反腐、专门性反腐机构建设等等,一旦引入国内,却是南橘北枳、效应大变,全然不能按     

名誉侵权中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特殊免责事由

《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了针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首次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特殊免责事由写入法律。它需要弥补此前实务中引入的公众人物理论的不足,提供确定性规则。依据宪法,名誉权与表达自由均未被赋予绝对优先的地位,公共利益目的抗辩需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在适用时,可通过价值填充与规则再造实现法规范的进一步具体化。前者指根据法规范的目的及内容完成价值填充,后者指限缩案件范围,区分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与确认主体,将公共利益目的抗辩融入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在个案中审慎开展利益衡量。     

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宪政民主观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一九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 ,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 ,而且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 ,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的新课题

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与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这一问题具体包括了商业言论与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对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方面,而美国法学界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     

宪法修改与宪政转型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此次修宪意义重大 ,对未来中国宪政理念和法律体系将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以此为契机 ,2 0 0 4年 3月 2 8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和宪政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理论研讨会。武汉地区的 40多位法学和经济学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 ,在“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的主题之下 ,回顾了我国的宪政发展史 ,评价了此次《宪法》修改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 ,并对未来的宪政发展作了前瞻性的思考。现以笔谈的形式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予以发表。 (本专题中的《宪法》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简称 )     

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正式监督机关的确立

在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参与之下,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充足,但这些主体皆为非正式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监督活动缺乏统筹安排,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监督秩序,因而需要确立正式的外部监督机关,发挥一定的牵引作用。检察机关因法律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具备将监督对象拓展至行政机关的可行性,因其在法律实施中开展合法性监督的专业优势,具备将其机关职能拓展至行政执法监督的适当性,所以比监察机关更适于成为正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现行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补强优化。在权力配置上,检察机关需要配以调查权、合法性评议权和程序性处置权,同时要保持监督权行使的限度,避免脱离行政执法合法性监督的焦点,尊重行政执法的独立自主,并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协作、形成监督合力。     

论最高法院院长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在引发我国司法体制和法院系统运行极大变动的司法改革之中,最高法院院长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而在历次司法改革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鲜少对我国最高法院领导下的司法改革进行立法与监督。这使得最高法院院长在司法改革中的权力急遽扩张。故而,规制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力行使,捋顺其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论民主与法治的分离与契合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现代宪法的主流价值追求 ,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成功地调和二者间的价值是一部宪法融入现实生活的关键。事实上 ,法治与民主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二者在“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现代民主与法治也存在契合的领域。现代民主是一种消极自由 ,法治则是公民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另外 ,民主虽对多数之治念念不忘 ,但却从未真正地主张过多数的权力是绝对和无限的 ,这为法治留下了作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