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本文针对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在法治的研究中,肤浅地把法治等同国家机关以法治国的倾向,从立法的主体、法治的内容、法治的最终目的以及国家机关的监督等方面,论述了广大人民才是法治的主体,他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同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一道构成了法治的全部内容.文中论述了广大人民通过立法和诉讼推动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对目前束缚和阻碍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因素进行了剖析.     

从台湾地区“法律”看“两国论”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8月1日,台湾当局“陆委会”公布了一份“对等、和平与双赢——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书面说明”,称“两国论”是从“政治、历史与法律的观点,对既存事实作明确的说明”。对此,本文仅从法律的观点,即依据台湾地区现行“法律”的规定,分析“两国论”不仅违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原则,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和“法律”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规定,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法理基础。     

关于审理自诉案件的若干思考

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这一规定与修改前相比,人民法院自诉案件的受理范围大幅度扩大,案件种类增加。这样可以减少轻微刑事案件的诉讼环     

“侦查”概念质疑

当前我国对侦查概念的界定不够科学。通过对“侦”、“查”、“察”及其相关字词的字义考证可知，“侦察”一直作为军事术语和政治斗争的术语使用，而“侦查”纯粹是新生的法律术语。文章经讨论认为，我国所有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及司法实践中，一律应使用“侦查”，而“侦察”只作为军事术语使用。通过对中外侦查概念的法理解释与学理解释的论析，文章认为在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主义的基本精神下．侦查的概念应界定为：侦查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揭露和证实犯罪嫌疑和刑事责任的有无，收集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而采用特定侦查手段等活动的总称。     

现代领导决策法律化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 ,郑重地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现代领导实质上是法治领导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依法领导、依法管理。决策是现代领导最基本的职能 ,现代领导决策法律化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本文就现代领导决策为什么必须法律化以及怎样实现决策法律化的问题作粗浅探讨。一现代领导决策法律化就是运用法律调控领导决策过程 ,使决策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领导决策法律化要求领导者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依法、用法、守法 ,从而使领导决策制度化…     

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应依法进行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重大决策。而针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方针是要“放开搞活”。自《决定》颁布以来，国有中小企业的改组改制已成潮流。总的讲，中小企业改制的主流是健康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在企业改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产评估不准确，产权界定不合理；产权交易市场不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薄弱，配套措施跟不上等，造成企业改制的成功率不高。我认为在当前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应特别注重以下问题的法律规范。     

论新时期我国宗教政策与公民宗教信仰权益保障

作者对新时期我国宗教政策进行系统研究,集中阐述其与公民宗教信仰权保障的辩证关系,指出了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对打击邪教、保护正常的宗教组织的意义。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文从新刑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出发·对刑法中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各项罪名进行分析，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并运用这一标准对有争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界定。     

关于建立自助行为制度的若干思考

一、自助行为制度及其渊源所谓自助行为，是指行为人（权利人）为免自己的权利事后有不能实现或实现显有困难之虞，在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采取相应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对他人（义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财产施以暂时的拘禁、扣押或毁损，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实现的行为。由于这种行...     

论“泛德化”与中国的法治化

受传统文化消极影响，中国现代法治化进程中出现“泛德化”倾向。中国传统道德成为中国法治化培育环境的“温情杀手”，传统道德的残余使中国法治化进展大打折扣，法律的价值和权威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确立，因此，清除“泛德化”对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影响实属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