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集体谈判的立法与实践

一、国际集体谈判立法与实践比较目前,实行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国际劳工组织更是将集体谈判权确定为工人基本权利之一.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集体合同制度对于劳动关系的稳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并不准备在这方面推荐什么固定的制度模式,而是提供比较.因为一种可行的集体谈判制度首先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一般情况下国情是植根于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社会背景之中的.因而各国都可以选择与确定适宜于本国实际的集体谈判与集体合同制度.事实上集体谈判的法律和实践根据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集体谈判模     

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之基础及其法治意义

刑事和解是在充分反思传统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当事人意思自愿为基本原则,以保障当事人人权为根本宗旨,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终极目标的刑事解纷模式.其制度构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天然契合民法原则,较为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迎合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与当前的经济基础和法治水平相一致的制度设计,加以施行必然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裨益于刑事立法的建设.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见危救助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尚无关于见危救助义务的立法,从欧美国家的立法来看,对见危救助义务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见危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被救助人基于人权有权获得救助,救助人基于社群责任有义务提供救助,而基于以上两个前提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并不存在重大理论障碍,也并非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腐败气泡形成类似吹溅状血迹1例

吹溅状血迹是血液受到气压作用从口鼻喷出形成的小点、雾状血迹叫。吹溅状血迹一般出现在致伤现场,是证明生前出血的直接证据。笔者遇到一例死后腐败血性液体在口鼻周围形成类似吹溅状血迹的案例,报导如下。     

最前沿的坚守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司法行政人和广大人民调解员勇敢上前、毫不退缩,不顾自身安危积极为抗击疫情献智出力。吴甘露是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街调委会的一名人民调解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疫情发生后,他主动请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积极投身到阻击疫情最前线。     

毛泽东在瑞金的故事

正从1929年2月上旬首度进入瑞金地界,到1934年10月上中旬离开此地,毛泽东在瑞金度过了极不平凡的六个年头。六年里,中国苏维埃运动盛极而衰,毛泽东个人境遇也每况愈下。然而,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以下几则故事,或许能略微表现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瑞金是个好地方"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山向赣南游击。由于人生地不熟,为正面避敌,红四军专拣人迹罕至的赣粤     

周恩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总管家周恩来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和优秀的个人品质,早在中央苏区就已经显露了风采。体察民情顺应民心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辗转来到闽西,踏上中央苏区的土地。对于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开创的中央苏区,周恩来早有耳闻并心向往之。如今终于身临其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在12月25日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信里就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任弼时在从事党务工作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党建思想,主要有:以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党;以支部的健全、健强,巩固党的组织基础;以实行并扩大党内民主,调动党内外积极性,转变领导方式;以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联系,造成党的伟大力量,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重温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和博古中央对待毛东的真实态度

所谓“博古中央”,是指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的中共中央,时间是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长期以来,学界与坊间都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共产国际是重视、支持和维护的,而博古中央却是轻视、排斥与压制的.这种成说其实值得质疑,因为它既不符合逻辑,又跟事实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