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看得见的公正：司法公正漫谈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推行,司法公正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但现实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要么太深奥,要么偏庸俗。来自法院系统的秀才罗书平同志;以“漫谈”的形式讨论严肃的司法公正问题,开风气之先。我们认为,这种“漫谈”方式,无论对作者、编者,尤其是广大读者,都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是否“对路”,让我们大家来检验。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一 有根有据:从“捕诉分离”到“捕诉一体”的检察改革

今年2月19日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公开发布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的情况通报,包括介入侦査引导取证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受理审査批捕和审査起诉案件,以及依法批准逮捕和不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不提起公诉的司法数据。与此同时,最高检还联合最高法、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专门制定了《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连续发布六批(共37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三减刑假释:是厚此薄彼还是宽严不公?

对于“减刑、假释”,到底仅仅是国家对于监狱服刑人员的一种“刑事奖励”还是“罪犯权利”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争议。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中,都对有关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和办理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从每年都有数十万人获得减刑、假释(约占监狱服刑人员的三分之一)的事实来看,无论说它是“刑事奖励”还是“罪犯权利”都并无不可,至少二者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五 有始有终:从“可以作出”到“应当作出”的释法说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六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漫谈作家李敖的法治思维

转眼间,李敖已经走了两年了。但他活泼调皮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在人们的脑海里晃动,他留下的不少经典书籍,依然占据着笔者书橱的显眼位置。不知为什么,与生前丰富多彩、毁誉参半的民间头衔(如思想家、文学家、知名作家、大师、斗士、现代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表演艺术家、喜欢说大话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敖走的时候,媒体的报道都很低调。     

《刑罚执行:一个尴尬的现实话题》系列报道之五程序完善:是一收了之还是一视同仁?

2015年3月15日,最高立法机关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进行第一次“大修”时,针对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普遍存在“解释法律”甚至“修改法律”“补充法律”的严峻现实,在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权”的同时,特别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裁判文书:就应当让地球人都知道

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对1992年制订并在全国法院试行了十多年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的民事裁判文书样式进行全面修订并即将出台之前,笔者针对司法实践中有关制作民事裁判文书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探讨意见。一、裁判结果:展示不同意见为时尚早我国法律对于裁判文书能否公布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规定,学者们普遍认为,草率地在裁判文书中公布少数人的意见,既不利于定纷止争,而且极有可能使败诉方将怨气转嫁到法官身上,引起伤害法官等损害法官权益的行为甚至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许多学者并     

执行的“价值取向”

报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判决:各个州有权在互联网上刊登曾经被定过罪以及正在监狱服刑的性侵犯者的个人照片和家庭住址等信息,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州政府提醒那些与这些罪犯住在一个社区或是住址相近的公众小心防范这些“坏人”。由于这一判决并不是“一致通过”,九个大法官中六票赞成、三票反对,因此,对于反对者提出的“犯过强奸罪并不意味着就是终生的罪犯,如果在他们出狱后把他们的身份公开,就剥夺了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权利”,法律和司法应当“保护个人隐私,包括犯过强奸罪的人的隐私”的理由自然不会忽视,…     

法皖裁判文书改革举措述评

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加快裁判文书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以来，各地法院在裁判文书改革中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本文作者归纳了近年来裁判文书改革中的一些新举措并加以评析，系一家之言，有些观点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对促进法院裁判文书改革，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法官在判决书中如何讲理

去年的 12 月 24 日,《法制日报》等媒体全文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辽宁刘涌案件进行提审后的刑事判决书。其中,在“本院认为”中针对辽宁高院二审判决认定的“刑讯逼供情况”和改判理由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原二审判决认定定罪准确,但认定“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原二审判决“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纠正。应当说,这既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提审案件的总结,也是对二审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