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法治意识 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甚至是公民个体都有明确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它要求社会各治理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主体,如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供给政策和反映诉求,唯其如此,才能降低执政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化解,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的松动、政治系统的推动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冲动的合力下，社会的生产在渐行推进，社会组织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这种发展态势对执政党及其权威的拓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为了应对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执政党必须将其组织网络延伸至社会领域，并且要考虑嵌入组织的有效性运转问题。本文拟从社会的生产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执政党及其权威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以及执政党的组织嵌入的有效性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官解释的过程。法官解释是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经环节,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与我国现行解释体制并无矛盾,并在各自的空间发挥作用。     

治理：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自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governance)来概括当时非洲的发展情形以来，“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界被大量使用，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到国际关系等学科，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并延伸至国际合作，所涉及的主体包罗万象，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市场组织。...     

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构建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通过对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从学理上归纳了转型期我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认为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同时还提出了构建我国新型政治文化所包含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增强、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法律契约现念的养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形咸、理性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工作实绩的强调。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

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人类历史上动地惊天的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波之一就是欧洲人第一次发现在地球上原来还有与自己相似的美洲人,世界并不象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是这个星球上的唯一主宰,欧洲明、非洲明与神秘的东方明和落后的美洲明一起使这个世界变得色彩纷呈,欧洲人不再孤单。从此,无论是伴随着殖民的隆隆的炮声,还是伴随着资本、     

政府机构改革的法治化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改革“怪圈”形成的原因，分析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法治化背景———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指出了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与法治有着必然的联系，最后尝试性地建构了机构改革所要求的法律体系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法治化背景

行政系统要积极地应对外界对它的压力和挑战，要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然要从环境中吸取物质和能量，就必然要对系统内各要素进行合理地排列组合，这也就要求树立一种行政生态的观念，即行政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在同外界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的转换过程中来增强自身的行政能量。分析行政系统，不能就事论事，还要用分析行政系统所处的环境。用这一观念来分析１９９８年的机构改革，无论从其发动的背景来看，还是就实施的保障来看，它都有着明显的法治化取向和内容，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有着深厚的法治化基础。本文主要从政治体制、经济体…     

政府职能：公共性的定位及其转变的动因——兼论政府职能转变的渐进性

“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几乎成为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在各种场合被频繁提及和强调。实际上，“转变政府职能”不是现在才开始提出。从1984年提到的“政企职责分开”，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把“转变职能”视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以后历次党代会都涉及到这一议题。     

国家理论之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在国家理论上的共识和分歧。在国家的产生上 ,诺思对国家模型的构造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分析之上的 ,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上 ,诺思在暴力潜能、统治阶级利益的至上性、国家的暴力潜能和“诺思悖论”这四个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一种归纳或展开。在两者的分歧方面 ,指出了诺思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攻击及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归结于“暴力论”或“掠夺论”的错误 ,并简要总结了诺思国家理论的五个方面的不足 ,这正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国家理论的分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