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为本法律观与行政立法模式的创新

以人为本法律观是一种关注民生、立足人权保障的科学发展观。它不仅是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行政立法应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以人为本,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对人的存在予以重视,对人的价值予以关注,对人的权利予以保护,对人的命运予以关怀,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入世”与“三通”

随着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全面结束，两岸“入世”已是指日可待。但是两岸民众仍看不到两岸之间经贸往来如何打破目前的间接、单向的模式，人们无法想象“入世”后，两岸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仍将继续维持；两岸人民对于有着亲如骨肉的血缘，却仍不得不绕远道而行的作法，一直有着难以启齿的隐痛。未来能否消除这种隐痛，能否实现正常的经贸往来和人员往来，人们不敢乐观。而根据世贸组织的精神，两岸直接“三通”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自从８０年代初以来，两岸民间交流交迅速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台湾当局无视两岸民意，逆潮流…     

在延安成长起来的毛家子弟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延安成为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1937年到1938年，韶山毛家子弟怀抱报国的赤诚和对毛泽东的敬仰，也分数批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第一批到达的有毛远耀、毛远翥、毛泽全、毛泽青等，第二批有毛远志、毛慎仪等，第三批有毛泽普、毛华初等，共10余人。　　毛泽东听说家乡来了不少有志青年，感到十分高兴，他在一次聚会上风趣地说：“你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鉴于特殊的地缘和亲缘关系，毛泽东为了勉励他们艰苦奋斗，锻炼成才，又严肃地告诫：“你们来了，我…     

管理使用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其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入实体和经济主体。毋庸置疑，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还在于用入机制的转变，及相应措施的配套和完善，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逐渐完善国有企业经营往理者的培养和管理体制。企业经营活动对于经营管理者的“个体文化”要求越来越高，不完善的“个体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不可靠的企业文化，不完善的“个体文化”更不能顺应国际兼并、跨国经营的大趋势。因此，应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者培养体制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其文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大胆启用优秀年轻干…     

干与不干

市人事局“一把手”赵美芳局长因革命小酒天天醉而得肝炎住进了市一院高干病房，奇怪的是住院近十天，局机关竟没有一个人前来探视。     

推进中层干部科学交流的实践与思考

中层干部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和“枢纽”，其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影响到工作推进力和成效。受领导职数、编制数等客观因素影响，在提拔受限的环境中，部分长期在同一单位或岗位工作的中层干部容易产生怠惰情绪，失去工作热情，导致中层梗阻，一些重要的部门或热点岗位甚至会滋生腐败。推进中层干部科学交流，充分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成为加强中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在推进中层干部科学交流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基准刑研究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年来针对量刑活动的一场深刻的司法变革。这场改革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分步式"量刑法,改变了以往综合"估堆式"的量刑方法。在建构"分步式"量刑法的过程中,基准刑范畴的提出和适用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整个"分步式"量刑法建构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败。本文从基准刑研究入手来反思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研究基准刑的基本范畴来明晰基准刑的应有之内涵;通过分析基准刑的确定依据来凸显量刑规范化改革之正当性与合理性;通过探讨基准刑的评价因素来分析以往的量刑方法以及量刑规范化改革推行的"分步式"量刑法的不足之内核;通过对基准刑确定方法的梳理、比较与分析,来完成本文对量刑方法的重构。     

“我们永远是你的支撑”——全国助残日各地扶残助残爱意洒满人间

“让身残者不再独行,让志坚者改变命运,我们永远是你的支撑……”5月15日,第二十六次全国助残日当天,全国各界爱心人士纷纷行动起来,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各地残疾人组织用制度保障为孤残儿童等特殊群体营造温馨港湾.     

第二故乡援建情

正"天山雪松根连根,米兰邢台人民心连心。"这句话在二师三十六团各族群众中广泛流传,来自河北邢台市的援疆干部,在第二故乡这片热土上,用真情厚意、精湛高超的技术和渊博的知识,绘出精美的人生画卷。刘云鹏:全力办好群众的事2014年3月,刘云鹏同志在河北省组织部的选派和嘱托下,满腔激情地踏上援疆路,不辞辛苦,一路风尘仆仆地赶赴新疆兵团第二师三十六团任党委常委、副团长,在第二故乡,他克     

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法律问题探讨——华鼎担保事件引发的思考

华鼎担保事件引发了广东担保业的大地震,违法截留和挪用企业贷款、违法代人理财是导致该事件的直接原因,但该事件暴露了深层次问题——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不力.为了预防类似事件再次上演,应将现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机构监管模式改变为功能监管模式,同时监管机构应回归于银行业监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