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犯罪及其理论探讨

当前,跨境犯罪愈演愈烈,使得国家原来的边界防范处于虚置状态。Martin、Romano、Lupsha、Chin等学者的跨境犯罪理论为怎样应对组织化、规模化的跨境犯罪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跨境犯罪的理解,使得有关防治对策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寻求科学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与时代环境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有效应对各国所共同面临的跨境犯罪的现实威胁。     

强奸犯罪及其预防——以被害人为视角

强奸犯罪是一种多发性的严重暴力犯罪形态,具有典型的情境性和相互作用性.因此,预防和减少强奸犯罪,单纯责难、惩罚犯罪人是不够的,还应当对强奸犯罪被害人予以关注,抓住强奸犯罪被害预防的关键因素--避免陷入易于被强奸的情境,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良行为.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的选择与辨析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应是在我国犯罪综合治理方针的指导下所采取的犯罪综合预防模式,而不是单一的犯罪预防模式。其具体内容是:坚持社会预防;正确运用刑罚预防;加强情景预防;倡导被害预防;建立、健全犯罪预防机构。     

被害预防三题

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核心的被害预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顺应其潮流,我国理论界也适时展开了讨论,但对被害预防的重点目前还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笔者认为,被害预防要取得切实的效果,必须重点解决三个问题:提高行为人的防害意识、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和被害人责任机制。     

软警力与硬警力

软警力和硬警力是警力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对警力的这种区分,有利于走出警力发展的误区,化解长期以来困扰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难题。就二者的关系看,硬警力是软警力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软警力是硬警力的重要支撑。21世纪的警力将有赖于这两种警力资源的有效结合与协调发展。因此,要认真研究处于不同位势的软、硬两种警力的组合状态,确定优先发展规划,使警力保持平衡、可持续发展。     

拉丁美洲难民保护机制及其制约因素——基于委内瑞拉难民保护问题的分析

拉丁美洲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在难民保护领域开展地区合作的典范。1984年拉丁美洲地区通过的《卡塔赫纳宣言》对难民做了最为宽泛的界定。拉丁美洲多国将《卡塔赫纳宣言》关于难民的界定纳入国内法,促进了难民保护的地区合作。此外,拉丁美洲地区还通过了《墨西哥宣言》《巴西宣言》等多项地区性难民保护计划。但是,通过对委内瑞拉难民保护的地区性实践来看,拉丁美洲先进的地区性难民机制更多地流于言辞政治。根据拉丁美洲难民机制,委内瑞拉避难者符合难民身份认定标准,拉丁美洲国家理应启动大规模难民涌入时的“初步难民认定”机制对避难者进行难民身份认定,但是除了巴西之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却未按照《卡塔赫纳宣言》对难民进行鉴定,而是以“临时保护或逗留安排”机制为避难者提供临时性保护,甚至对难民关闭了大门。拉丁美洲难民机制的效力与难民接收国的接收意愿和能力问题是制约拉丁美洲难民机制实施的主要因素。拉丁美洲地区的难民保护为世界范围内的难民保护困境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初探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几乎都与监管部门及其责任人员的渎职行为有关。其渎职监管方式主要表现为不作为或乱作为、＂马后炮＂式监管、＂养鱼执法＂式监管等。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既有现行监管体制的问题,亦有监督立法不足和法律监督不力的因素,但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公共权力失去社会力量制衡。因此,有效遏止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必须正本清源,消除腐败;密织法网,严惩重罚违法犯罪分子;建立职责边界明晰和高效率的监管体制,防止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发生;创建多样化的社会力量监督机制,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软警力”研究

"软警力"主要指通过引导、吸引而非强制、威慑而促使公众自愿遵守社会法律规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能力。软警力概念的提出是长期警学理论探索和警务实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国际上的流行,为软警力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软警力概念的提出为公安机关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软警力理论能够赋予我们以新的战略眼光来审视硬警力,发展软警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硬警力是软警力的基础,软警力是硬警力的重要支撑,软警力与硬警力相互作用。应正确理解软警力的警民关系、警察形象、警政管理三重维度。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监管体制研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多头监管体制。这种看似"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管模式,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等原因,实践中导致职权交叉重复和出现大量的监管真空。这种监管体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频发的元凶。如果强行将之前形成的多部门监管体制全部推倒重建为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可以避免分段监管的诸多弊端,但势必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改革将面临重重阻力并因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相适应,减少现有监管部门,建立以"两部门监管为主,其他部门监管为辅,并以刚性协调部门相配合"的监管模式,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应作为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