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

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是在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这两个不同的基础性概念和事实中引申出来的概念.作为两种不同的学问,两者无论在研究对象、学科分类、社会(学科)功能以及解释特征上都是明显不同的.区分两者的基本意义,就是要分清在法学研究中对精神性法律实践和物质性法律实践的等量关注,并以此为基础,区分法哲学和法律哲学这两种并不相同的学问.     

防卫内在制度及其外在化

近年来,正当防卫问题超出我国法学家特别是刑法学家的视界,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实务界与学术界对它的看法也有歧义,特别是针对防卫热点案件的讨论,更是热烈且尖锐。跳出法定概念正当防卫本身,换个视角观察,则防卫是人们立基于好利恶害之人性的内在需要,防卫行为是此种内在需要的行为表达。置诸制度,防卫是主体对自我的习惯权利,同时也是主体对社会的伦理义务,这构成防卫作为内在制度的基本规范结构。而防卫的内在制度只有外在化、正式化,才能收到更好的正当效果和有力保障。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五十一):乡土社会的法律作业

<正>在写这份主持人手记的时候,我手头正好摆放着两位青年学子寄赠的有关乡土社会法律和秩序研究的新著:刘正强的《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陈柏峰的《乡村司法》和《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这表明,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性质正在迅速地从乡村主导型向都市主导型转变,但乡土社会无论在人口上、文化上、还是在情感记忆上,仍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主持人手记(五)]

民间法研究究竟是干什么的?它对我们组织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学者们闭门造车出来的,还是社会生活秩序建构的内在要求?本期刊出的李学兰君的文章<从功能与意义视角看民间法研究>,借助对近些年来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梳理,阐述了学界对民间法研究之意义和功能的看法.     

民间法·民族习惯专栏主持人手记(九)

民间法的研究,究竟取何种路向?是更加倾向于取法微观实证的描述方式?还是建构一套系统的相关理论方案,厘定一些最基础性的概念和范畴?这可能完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十九)

半月前,姚华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开始,我强调尊重编辑部的意见.接着,考虑到学术积累的必要,我又提议最好能够坚持下去.正好上周末姚华君赴威海开会,我们进一步商量并决定还是把该栏目开办下去.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①...     

诠释法律的文字工具及其效力

文字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也是人们诠释事物的基本方式。由于文明时代以来的法律主要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 ,所以 ,对法律的理解和诠释 ,也主要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 ,乃至于形成了诠释法律中的“文字霸权主义”现象。通过文字对法律的诠释往往是精英们所采取的方式 ,但尽管如此 ,以文字诠释法律仍然存在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从而也衍生出以文字诠释法律的不同效力 (有效和无效 )问题。     

法治的法律:人化的道德

本文以探讨法治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宗旨，提出了法治之法律是人化的道德这一新的命题。文章认为，一方面，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另一方面，法治也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人化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公平、普遍、人权、自由、秩序、公开、程序和发展等，相应地，法治之法律必须以记载并确保主体的这些道德精神需求为宗旨。文章还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以法治推进道德，可否？”这一问题，并给予相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