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审判权的界限——以日本的诉因制度为借镜

按照平野龙一的观点，诉因是检察官指控的事实，诉因可以由检察官履行一定程序，在“公诉事实同一性”的范围内变更，法院没有变更诉因的权限和义务，即使命令检察官变更诉因，其命令也不具有形成新诉因的效力，但适用法律是法院的权力，法院可以在不改变诉因的前提下变更检察官指控的罪名。我国可借鉴日本诉因制度的经验，通过明确诉因，划清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的界限，将审判权与公诉权区分开来，防止法院异化为追诉者，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并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等价值目标。在没有诉因制度的前提下，我国法院借鉴诉因变更主义的原理，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形对变更指控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     

从囚徒到总统——巴基斯坦新总统扎尔达里

2007年10月，刚刚结束海外流亡回国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同时任总统穆沙拉夫似乎在美国的“协调”下达成了一个权力分配协议。贝-布托当选新总理，穆沙拉夫继续留任总统，两人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投入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去。然而，世事难料，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巴基斯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贝·布托遇刺身亡、香销玉殒；穆沙拉夫百般受辱、挂印归隐。一个长期在贝·布托背后的男人开始主宰巴基斯坦的政局，他就是贝·布托的丈夫、蹲过11年大狱的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一个从囚徒到总统的传奇人物：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富有戏剧性。     

浙江遂昌：乡村振兴新“图”径

<正>遂昌县“乡村振兴分类底图”以数字技术构建可视化、可更新、多维度的村庄数据库,为乡村振兴注入清晰、准确、高效的数据要素。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的桥东村和桥西村是省级历史文化保护村,也是省级“未来乡村”。在镇人大主席傅聪花眼里,下一步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要做好运营,然而“乡村哪些资源尚未开发,     

药品领域行政公益诉讼的办案实践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药品供应保障工作,要求密切监测药品短缺情况,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针对部分公立医院基本药物短缺的问题,检察机关可运用公益诉讼诉前磋商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形成药品领域公益保护合力;注重跟进监督,巩固办案效果,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论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更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来进行规制.食品监管渎职罪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是刑法修正案(八)新确立的一个罪名,这一罪名整合了食品监管渎职类犯罪,对于严厉打击这一类犯罪有重大意义.     

超大城市整体性治理机制探索

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尤其是伴随着大城市的区域与人口扩张,超大城市蓬勃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类型。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增设了超大城市类型,把城市类型调整为五类(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五种类型)。其中,超大城市主要指     

日本刑法中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述评

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日本刑法2001年设立的罪名,目的是实现对恶性交通犯罪的重罚化.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故意犯,其构造类似于结果加重犯,并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是在交通事故被害人亲属的推动下立法的,关于其立法动机和立法方式,理论上存在争议.同时,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构成要件中有许多规范性要素,关于解释和适用的争议也很激烈.总的来看,日本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设立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一般预防作用,值得我国刑法借鉴.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不能合理地处理恶性交通犯罪,因而有必要设立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我国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可借鉴日本刑法的规定,结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予以设计.     

浅析公益诉讼中的检察权介入

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尚无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受到质疑。作为宪法"钦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介入实有必要亦具备现实可能性。立法应确立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的机制,明确并着手规范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的时机和方式。     

政府行政成本的结构与治理问题研究

正确理解政府行政成本是降低行政成本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行政成本主要由政府行政的人力资源成本、行政运行成本、政府行政内部损耗成本和政府行政社会损耗成本等四部分组成。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并不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民比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运行成本、政府行政内部损耗成本等非行政人力资源成本高而产生的。当前,缩减政府行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做法。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探讨了针对各项政府行政成本的治理之策。     

民主建国会与中共关系变化之历史考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共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的。两党代表不同利益决定了二者之间有区别,但是中国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又使二者不可避免的相互联系。由于两党自身的性质和历史的原因,民主建国会从建党以来和中共的关系经历了合作到领导与被领导的变化。建国后,民主建国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