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发展视角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2015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十年来，功能的疏解、承接以及一体化的规划等，大大提升了京津冀三地互通互联水平，缓解了北京、天津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为河北省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从包容性发展视角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大政策的包容性，     

农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及实现逻辑——基于山西H镇村“两委”换届的解释框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作出的科学论断，农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体现在党领导农村各项工作的实践中。山西H镇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在镇党委领导下，广泛倾听民声，充分尊重民意，体现了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鲜明特征。党的领导、依法推进、村民参与是农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素，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依法推进是保障、村民参与是核心，三者有机结合是农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逻辑，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环境风险的规制进路与范式重构——基于硬法与软法的二元构造

环境风险是现代国家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规范主义和公共治理是当前环境风险规制的两种主要进路。实践中,规范主义规制模式存在规则体系的结构性不足与司法裁量的适用局限,而试图对其加以修正的公共治理模式则由于规范缺失与参与不足导致了环境风险规制的失范。从本质看,环境风险规制就是对风险中的诸多利益进行平衡与协调,规制活动应当确保合法性与回应性,故而有必要在“硬法—软法”的法理基础上重新认识环境风险规制的内涵。“硬法—软法”范式要求拓展法律的外延与规制要素,将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广泛因素纳入规制领域,完善互动协调的二元法体系以及成熟的法解释学等制度与技术支持,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风险规制的二元法构造模式。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中国为什么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经过11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更好铭记历史,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之际,让我们通过这组文章,探寻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并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奋勇搏击,创造新的更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