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主体资格与当事人能力的分离看我国其他组织的特殊性

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在《民法通则》中未作明确规定,但其当事人能力却为《民事诉讼法》所肯认。其他组织足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民法学界亟待澄清的问题。文章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着手分析,得出其他组织既无民事权利能力,亦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结论,以期为其他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与当事人能力的分离提供理论依据。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IMIC模型的硏究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日本经济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日本MIMIC模型的建立发现了影响日本"危机强度"的国内信贷/GDP和政府债务/GDP两个国内主要影响因素,对各种传染渠道进行检验后发现了这次引起日本金融危机的主要是贸易传染渠道,对上述国内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在金融市场中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和需求反而大大增加了政府债务。     

制度建设视阈下的党建科学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这是在新形势、新阶段条件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思考。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日益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十八大政治报告也多处指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等。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应坚持全面性、可操作性、系统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现代政治价值导向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应用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也相当突出且成果显著,表现为协商民主政治的构想。作为与中国颇为有缘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政治领域的理论产品,对于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来说,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的导向的介入与设计。本文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集中探讨其政治价值导向问题,并结合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的异同,探析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价值构建的启示。     

刑事错案预防与纠错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的启示

法治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而余祥林案、“叔侄强奸案”等错案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深深思考,而错案侵蚀着法治的精神,扭曲了法治的灵魂。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必须通过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来保障刑事司法公正。基于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司法实践中错案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及时纠正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错案发现不自觉、错案纠错不及时、申诉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公平和正义。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推动刑事错案纠错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形势下自然辩证法教育探析

历史及现实因素督使自然辩证法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注重思想导向性、功能服务性、内容开放性、方法灵活性的改革策略会使自然辩证法教育走向新的发展历程。     

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之外,还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生产的良好发展。因为社会生产中包含着生态生产,而当前我国社会生产的落后,主要就是生态生产的"落后"或疲软。     

一骑红尘妃子笑

春夏之际,万物劲长,绿意盎然,鸟鸣啾啾。那山坡上青涩的荔枝果,少女般羞红的脸,给墨绿的宝岛大地点缀一抹红,绚丽夺目。我不清楚海南种植有多少面积的荔枝,荔枝红时,无论开车奔驰在环岛高速,或是慢跑在海榆中线国道,还是在省道、乡村公路,侧过头往车窗眺望,荔枝随处映入眼帘,仿佛是荔枝的世界,独领风骚。     

报应刑的价值悖论——以社会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为视角

报应刑隐含着三个价值悖论。就正义自身而言 ,报应刑具有双重性 ,即在既存规范合乎正义的前提下 ,其正义性无可非议 ,但若既存规范不合正义 ,所谓报应正义便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义 ;着眼于正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报应正义意味着对保护社会秩序的需要的抑制与牺牲 ;从正义与个人自由的联结来看 ,报应正义因构成对刑罚的宽容性的抑制而可能构成对个人自由的更大剥夺。     

浅议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以未成年犯为视角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判处的每14、15个罪犯中就有一名是未成年犯,如此严峻的现实,以及未成年犯本身所具有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文章主要探讨我国实行未成年犯社区服务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