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行业协会与行业商会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对温州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从行业组织自评和会员企业他评两个角度比较和分析了温州行业协会与行业商会在行业组织基础、组织绩效状况等的异同。研究表明,近年来温州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行业组织基础上的共性发展明显,其市场化、民间性趋势愈来愈强,其组织职能绩效实施状况也越来越好。但是两者在自我评价、自主程度、会员支持度以及行业代表性等方面仍有所差别。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方法和理论,也表现为这些研究分散在各种特定领域的政策中。国家概念是政策理论的中心,但要将国家理论应用于政策研究却不容易“。阶段”方法是政策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种初级方法。新制度主义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推向了一种重要的比较分析方式,为解释政策的异同提供了制度解释维度,但它太笼统,考虑范围过于宽泛。而新制度主义者经常选择特定政策领域或部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政策制定是在特定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的,仅仅集中关注国家及其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是不够的。政策网络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策制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更普遍、更早的兴趣,但它除了描述外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发展中走得更远。理性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当然它不能把理性选择作为对决策的惟一解释。在合作模式中,国家及其各个层次不再被看作合作的惟一机制,它表明市场和网络作为合作的另一种机制或原则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时下十分流行的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髦词汇。如果把治理的要点放在使国家、市民社会、市场、网络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互相协作上,治理就会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和深刻的分析方法。     

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及其限度——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各级总商会、行业商会、乡镇商会、异地温州商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温州商会的成立缘由、办公场所、收支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组织章程、决策方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来看,温州商会已取得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政府对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和干预程度、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相互交流以及温州商会人员的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企业对温州商会的支持程度、温州商会对企业的建议情况等方面,可以看出,温州商会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在国家严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下,温州商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温州商会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现行体制,反映了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真实存在样态,而温州商会体现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些突破,正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特色所在.     

黑格尔的国家观

黑格尔的国家观,既不是试图为现存国家辩护也不是试图建设一个理想国家,它所展开的是国家的合理性。他的国家理想主义,即是自由意识的现象学,是其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的完成。他的有机的国家制度论,同样体现了对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想的综合与超越。“极权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类的普通标签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的国家观,给黑格尔国家观贴上这类标签常常是模糊了而不是清晰了它自身的界限     

以精准防控回应长假期待

在暂无大规模疫情暴发的新年开端,多数地区民众依然为春节可以正常流动做着准备。这样的民心期盼,需要怎样的治理能力予以回应?与疫情斗争旷日持久,我们对病毒传播方式的认识已大有进步,各地防疫已颇有可称道的经验,当年不得已以“一刀切”为代表的严峻形势下的非常之策,恐怕不应再是施政者自然而然的选项。     

政府支持与行业协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研究

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二元推动模式”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明显局限性,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值得重视.实证研究表明,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行业协会已经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协会生成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影响行业协会发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因素,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影响行业协会功能绩效的“内部能力”这一因素的影响却相对有限.因此,发挥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需要政府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扩大支持的广度.对行业协会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其工作重点应转向争取政府资源.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行业协会的自身治理能力对政会关系的影响将逐渐增强,行业协会需要不断提升内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