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矛盾到共生：论智能化时代劳动教育资源的科技化向度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人类的劳动认知与劳动形式,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劳动教育带来巨大冲击,表现为劳动中人类主体性价值被弱化、劳动的教育性被淡化、劳动教育的时空泛在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劳动教育资源开发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首先,劳动教育资源认知的滞后导致劳动教育开展的局限性;其次,劳动教育传统资源开发手段使得劳动教育技术落后;最后,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内容处于“象牙塔”中,致使劳动教育与社会脱节。要将智能化时代带来的“危”转化为劳动教育发展的“机”,需聚焦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科技化,更新概念认知、跳出惯性思维,善用大数据等方式促使劳动教育与智能技术和谐共生。     

行政协议解除权的规则体系建构——兼评《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在行政协议解除制度中具体体现为直接适用行政优益权模式和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解除权模式。行政优益权应当具有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办法或者特定领域单行立法的明确上位法基础,并且遵守行政协议解除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要件,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应当如何选择民事法律规范并进行修正;第二,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解除案件时应当从两种解除权中择一适用还是共同适用;第三,何种法律规范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和第563条的法定解除可以作为民法上解除权的规范基础,不过需要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修正。《民法典》第565条的通知解除程序规范也应当在适用民法上解除权时被参照。两种解除权构成权利的竞合,行政机关从中择一适用即可,并且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衡平居次原则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了衡平居次原则,法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案件中引用该条规定,处理基于不正当关联关系的关联债权受偿顺位问题。但该原则的适用效力、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仍存在争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不当利用关联关系”的判断标准,确定由关联企业对关联债权的正当性承担举证责任。     

从《傈僳族阿考诗经》和《傈僳族祭祀经》谈口传文化

近日,一本记述傈僳族世代口耳相传、进行祭祀活动的口碑古籍--《傈僳族祭祀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举行首发式暨座谈会,引起楚雄州有关部门、我省傈僳族文化人和学术界的关注。该书由张自强搜集整理、张自强和杨宗翻译,是他俩整理翻译的《傈僳族阿考诗经》的姊妹篇。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围绕《傈僳族祭祀经》,就民族口传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     

规避内卷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经过建国以后70多年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绩斐然,但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卷化”,其主要表征为学科专业定位模糊、课程教学技术化错位和实践运行创新乏力。归结来看,学科政治性与学理性的割裂、技术依赖对教学的误导、顶层设计与现实运行的现实失衡,是造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卷化”的主要原因。“内卷化”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却难以实现创新突破,削弱教育实效。因此,应从明确学科定位、规范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模式、加强队伍建设和完善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规避“内卷化”。     

地方政府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研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整合政治权威、实质权威、规则权威与传统权威,把政治、行政、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汇聚于工作小组,创造性地将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权威来源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从而实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土地整备的目标。研究基于权威支配与策略选择建构的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般模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呈现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     

马来西亚文冬玻璃口新村华人社团初探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可大致分为宗亲会、地缘类社团、业缘类社团、宗教类社团,以及文化社团等。文冬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较为集中的地区,玻璃口新村作为紧邻文冬市区最大的新村也有一部分华人社团分布其中,新村现有的华人社团为两家宗亲会、两家文化类社团和一家私会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村内社团已经体现出了定位本地化和管理专业化的特点,成为联结当地华人的纽带,也是当地华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经过长期的发展,新村的华人社团在团结新村村民、促进新村和谐发展、发扬华人传统文化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也存在着社团经营后继无人、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     

高坠命案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高坠现场尸体水平移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以及据此推断坠落方式的可行性。方法 收集614例高坠死亡和15例高空抛尸案件,观察尸体水平移行距离与坠落高度以及死者性别、年龄、死亡方式（自杀、意外、抛尸）的关系。结果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随坠落高度增加而增加,各高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水平移行距离随死者年龄增加而减小,在各高度组中,60岁以上与其他年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死者水平移行距离（1.99±0.27）m大于女性（1.88±0.19）m,在部分高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天台坠落比窗户坠落具有更大的水平移行距离;除>20～30 m组,其余各高度组内自杀高坠与意外高坠水平移行距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坠水平移行距离受坠落高度,受害者性别、年龄以及坠落起点的空间特征等因素影响。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公共治理视阈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