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比较：正义、公平、公正——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正义、公平、公正有何差异？有何关系？通过考察这三个概念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原初差异、混用条件及关系变迁，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基本奠定三者的差异与关系框架，其中，正义在价值等级体系中起统帅作用，而公平与公正是实现正义的两个互补向度。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关系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几乎没有变化，只增加宗教权威的诉求，但在现代社会隶属于自由与平等的主题。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试图把三者的传统关系嫁接在现代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以克服西方的宪政危机和现代危机，但忽视概念之间的差异，给政治哲学研究带来更大的困难。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

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两大竞争性的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之初,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政治底线,既延续革命话语又吸纳现代化话语。两种话语在内容上的竞争性可以分解到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个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专业教材中得到具体展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教材可以发现,两种竞争性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个更替过程,21世纪后开始凸显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外来的学科话语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并进一步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话语。     

鲍曼对西方现代文明进程的批判

"文明"是一个普遍接受又富有争议的概念。鲍曼以权力修辞学的方式凸显其历史进路和意义转换,透析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揭穿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论神话。鲍曼揭示理性是如何被推崇为勘定文明的唯一标准的,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如何使德国大屠杀成为可能的。他进一步责难支撑现代文明进程的道德基础,阐明霍布斯的假设如何导致个体道德责任的沉沦。鲍曼以彻底的批判态度检视西方的现代文明进程,至少为我们认识西方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战争想象：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

查尔斯·蒂利提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经典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新中国的政权建构诞生于战争，却通过战争想象进行战备动员，而战备是为了防御而非制造战争。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攀枝花三线建设为案例，讨论新中国政权如何想象与准备战争，嵌入社会并推动全方位动员，实现中央集中意志与社会积极回应的互动关系。战争后诞生的新兴政权把战争想象作为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经验上为解释中国三线建设提供新视角，理论上提出“国家战争想象”新命题，以部分修正蒂利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