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基于“价值—制度—行动”框架的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最新形态,彰显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最新实践和典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制度载体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代表的“1+3”制度体系,而行动实践则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具体环节。“价值—制度—行动”三个逻辑要素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是一个能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率运行的良性互动的逻辑闭环。基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逻辑下的发展进路应该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依法民主以及扩大民主参与。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以管理创新推进公安院校的建设与发展

2010年召开的全国公安教育训练工作会议为新时期公安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但是公安院校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教育的发展需要.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本文提出理念管理、文化管理、制度管理的概念,希望通过管理转型来推动公安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对“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的具体分析

201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针对"知假买假"者、赠品不合格、明星代言以及网络交易平台等等社会热点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将重点分析探讨"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这一规定,通过详述这一行为各方争议的集中点,分析最高院对这些争议的解答,并进一步分析此司法解释的法理依据。     

网络消费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

部分网络经营者通过隐瞒真实身份、发布虚假广告、使用网络消费格式条款等欺诈手段侵害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根据网络交易新特征,公权机构为保障网络消费者知情权,可以考虑运用信息规制工具去规制信息不对称、建立信息有效披露机制;同时采取赋予网络消费者反悔权、完善网络经营者赔偿责任制度等措施有效规制网络消费欺诈行为。     

法理辨析:于润龙案尚未止息的两大争议问题

在距离吉林市100公里外的桦甸市区,当事人于润龙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吉林省公安厅的复议结果。2015年2月1日记者来到了于润龙的家里采访。于润龙的家住在桦甸市区,距离他自己的春龙珠宝金行不远。于润龙家里的布置较为简单,客厅一角摆放的钢琴被擦得一尘不染。     

卢卡奇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自然科学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对资本主义自然科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自然科学通过抽象"纯"事实只能认识虚伪的假象,而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工将导致物化现象。卢卡奇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科学"之伪,并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才能正确地认清社会历史的本质,因而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     

高官腐败的新特征及其成因——以十八大后落马的71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为样本

省部级以上高官位高权重,其腐败不仅危害大而且社会影响恶劣。通过对十八大后落马的71名省部级以上高官样本进行分析,发现高官腐败呈现出帮派化、迷信化、糜烂化、家族化、黑恶化等新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信仰腐败,精神缺"钙";特权主义思想作祟;权力集中,扭曲异化;监督乏力,机制缺位等。因此防治高官腐败,信仰的养成与坚守是基础,权力的分化与制约是条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是根本,阳光下的权力行使是保障。     

“6·26”致敬禁毒英模

<正>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从警经历,却抱着同一个目标:用热爱诠释生命,用忠诚铸成警魂。他们或荣誉等身,或初出茅庐,在各自的战线上,发挥着同样的光和热,身上都折射出禁毒民警的优良品质。禁毒挥利剑,公安勇当先。今年"6·26"国际禁毒日之际,本刊选取并致敬三位禁毒战线英雄模范:因扫清毒害壮烈牺牲的杜萍,奋战在边境禁毒一线的韦兴翔,致力于开拓新的禁毒"战场"的马霄。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