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府的危机管理

面对各种重大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也就形成了政府对危机的管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设立处理危机的常设机构,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系统,从而使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限字投诉”是否限制了民意表达：字符门槛阻拦了民意

2010年刚刚到来，不少政府部门相继出台政策为领导们的上万字的汇报“减肥”，而民意的表达空间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增肥”反倒愈加局促起来。江苏镇江丹徒区官方网站限定投诉不能超过100字，网友戏称这是在逼人用文言文投诉。“要用文言文投诉”？这是网民的调侃，还是权力的嚣张，民意表达的可悲？     

科学发展需要建立问责制

贵刊今年第42期的论坛文章《建立保证科学发展的问责制》提出的观点和解析很有针对性,更加注重对决策失误的问责,更加注重对乱作为的问责,更加注重问责的追溯性。这是对不想负责、不能负责、不会负责的一些领导干部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最近，在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王邦佐教授的主持下，开了一次小型青年学者座谈会，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现将讨论的内容摘要发表。     

改革误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改革如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一样,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尤其是改革进程中,我们未能合理地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双向关系,致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滞后,不仅表现为旧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的残留,更表现为一些不规范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操作借改革的名义进入社会生活从而使改革扭曲变形。这种政治领域改革的误区之一便是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政府行为经济化,简单地说,就是指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和服务社会过程中,其行为偏离了公共目标而以获取利润为指向的一种现象。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如果是政府官员个人、集体运用公共权力来获取个人、小团体的私利,则构成较为普遍的寻租行为,导致政治腐败。但如果是以政府的名义,或通过政府文件、规定的形式来获取政府经济收益的政府行为,则往往因形式“合法”且受益对象为政府而难以为人察觉,但其所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视。本文着重对后一种现象予以分析。 一、政府行为经济化的表现及其危害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垄断资本积累、空间权力扩张双重视角

界定帝国主义阶段性特征存在资本积累逻辑和空间扩张逻辑两条主线，前者以垄断资本形式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后者则以资本权力在空间中的流动为中心。作为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积累逐渐由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积累向数字资本积累转变，所关注的空间权力范围从地理学意义上的现实物理空间向虚拟数字空间扩张。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了新的掠夺方式、垄断特征和虚实空间结合的权力统治，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垄断霸权实现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和数字空间权力的占有，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本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有效破解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应然趋势。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