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大学生是先进文化、先进知识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能否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本文从教育途径、活动途径、宣传途径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提升大学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     

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知”的证明责任及其立法评析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明知”是注意规定 ,不是特殊规定 ;由于犯罪故意本身就包含了“明知” ,删除分则条文中的“明知”不会导致严格责任 ;由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明知”的证明责任仍在控方 ,但控方只需证明基本事实 ,即可推定被告方“明知”。     

背信行为的刑法探究

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背信行为的罪名大致可分为图利型、违法金融行为型、挪用型、滥用职权型四类。挪用型罪名的设置是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应行为应以背信罪予以规制。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罪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与其他人员实行差别对待,违背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规则。对背信罪的设置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处理,可以避免背信罪增设的弊端。     

论盗窃特殊对象的认定和处理

金融票证本身没有价值 ,盗窃金融票证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明知是枪支、弹药而盗窃但事后藏匿的 ,应以盗窃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明知是假币而盗窃嗣后继续持有的 ,不构成盗窃罪 ,而构成非法持有假币罪。     

刑法应关注的是“损人”还是“利己”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 ,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 ,法益侵害说应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始终得到贯彻。在我国尽管没有人主张与法益侵害说相对的规范违反说 ,但在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随处可见规范违反说的痕迹。     

伪造罪系列问题研究

从立法论上说,区分伪造、变造并没有必要;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都构成伪造;单位应该成为伪造货币罪的主体;所有的伪造罪都不应要求出于特定的目的或者意图;伪造罪的法益是公共信用;复印件不是伪造罪的对象;省略文书、记号应解释为印章;负责人的私章有时也需要和公章同样保护.     

抢劫杀人的应定故意杀人罪

根据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第1款第5项规定,抢劫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23日的《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指出:"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对传统罪名的解读

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我国诈骗罪的对象。三角诈骗的情形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诉讼欺诈不宜作为诈骗罪处理。关于找钱诈骗 ,有时只能作为不当得利处理。欺骗他人放弃财物然后自己捡拾财物的 ,构成诈骗罪。欺骗他人交付不法原因给付物 ,可以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     

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法理及适用

根据因果共犯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归责原则的法理根据在于各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性。我国立法明确否定共同过失犯罪,故解释论上难以肯定过失共同正犯,但司法实务中所讨论的过失共同正犯的实例,常常存在回避结果发生的义务违反,因而完全可以以过失的同时犯对结果承担责任;肇事"逃逸"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非过失,故指使"逃逸"可以成立共犯。只要片面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物理的因果性,就应肯定片面共同正犯的成立。承继共犯正犯否定说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归结,因而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中途参与取财的,仅成立盗窃罪共同正犯,而非抢劫罪共同正犯;未参与盗窃仅事后参与暴力的,不成立事后抢劫的共犯。     

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分——以交通肇事逃逸为例

成立不作为犯需要具有保证人地位和作为可能性,作为犯的着手认定时间往往早于不作为犯,不作为犯的处罚通常应轻于作为犯,因而区分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具有现实意义.区分两者,应根据法益状态说、风险说与介入说,同时考量罪刑法定、责任主义、人权保障、法益保护等要求进行综合判断.虽然原则上不作为可以符合所有由作为实现的构成要件,但处罚不作为是对国民自由的限制,故应将不真正不作为犯限定于杀人、放火、诈骗等侵害重大法益、发案率较高、一般预防必要性较大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不包括“经要求退出而不退出”的情形.犯人探亲逾期不归的不成立脱逃罪.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将交通事故被害人留在现场有被救助的可能性,则“移置逃逸”实质上等同于不作为的单纯逃逸,至多成立“因逃逸致人死亡”,而非作为的故意杀人罪.